2013-05-25 02:06:59錢瑋東

價值真空的再思辨:懷舊、傷痕和都市

  現代人講求活在當下,成功的人更要為未來綢繆,於是我們就成為過去的不感症者,歷史或回憶就顯得蒼白無力。人總是對已然消逝的事都不敏感的,儘管那是在消逝前曾竭力擁護過、反對過的事,人總是善於忘記,因為看不清每一個剎那都是此前無數個剎那的聚合,每一個現在都由可供追溯的過去所生成。昨日的新聞頭條是甚麼?一星期前呢?半個月又如何?即使看過也早被新的經驗取代,不留痕跡;但當我們驚醒於今天的存在就由這些遺忘的過去形塑而成,也不由得對人這種自以為頭腦發達的動物卻過於善忘而感到詫異。


  善忘是認為記憶不重要。你自然是知道的,我所說的記憶不限於兒時街角棉花糖的微甜,或摩天輪裏從情人眼中看到的燈火,這些印象般的速寫是太個人了(當然你也知道你的存在就存在在這些重要的記憶當中);而社會的記憶總是更根本性的,只是這些「記憶」的大部分早已蛻變為潛意識,或我們籠統地稱為傳統,它們的源流它們的經過,已不為這一世代的人所感知;能稱得上可感知的,也就剩我們親身經歷或親耳聽聞的當代的「歷史」(請容許我並置這兩個悖論式的詞組);而最後足以進入集體回憶的範疇的,或可概括地分為二類:一是傷痕,二是懷舊(Nostalgia)。前者是痛感的殘餘,後者是原鄉的永逝;而兩者的關係卻又是互相辯證的:從字面上看,傷痕自然也是懷舊所懷之一者;但懷舊之成為懷舊,卻是因美好事物之不再,而在這程度上,懷舊又何嘗不是傷痕。


  懷舊和傷痕,這些集體回憶的意義總是與現在互文的。現在與過去不只是時間軸上的並置,而是總意味着前者必然有區別於後者的某種(或多種)東西,現在因不同於過去而成為現在,集體回憶即是這當中存在的某些重要的差異,它定義過去卻常常指涉現在,既在此刻又不在此刻。就此而言,集體回憶賦予了「現在」在無限延展的時間軸上的意義,它象徵着從過去的某一刻到現在這一刻的嬗變過程,沒有了這層價值,「現在」的意義和定位就無從談起;也就是說,「現在」無法孤立存在,它須依賴過去(集體回憶)賦予意義。


  然而,從甚麼時候開始,談論過去總是與都市文明格格不入,文明總是與過去相悖。越是機械化、資本化的都市,越是嚮往着現在和未來。在「發展」的鐵蹄過處,又如何能容得下過於陳舊的昨日;鋼筋水泥之間,懷舊和傷痕只是那些保守人士的迂腐傳統。新聞不報導昨日之事,舊城巷弄蜷曲在都市場域的邊緣,歷史遺跡要繼續存活只得搖身成為旅遊熱點,一切一切,舊的繼續剝落,新的不斷滋長,以致於都市人對於過去總是抱着一種微妙的不屑感。


  這也難怪,在廿一世紀,二二八公園不可能與一零一大樓媲美,紅毛城在情人橋的映襯下當然也顯得遜色。澳門昔日的「天主聖名之城」,在今天只剩得「東方蒙地卡羅」的名號,教堂再多,但面對洪水猛獸如賭場,也挽救不了基督已死的事實。都市人都是無根的,在舊的信仰逐漸崩塌時,我們才猛然發覺拜金的資本主義無法承擔這過於沉重的寄託,林立的摩天大樓只宣告了都市的現在和未來,一切的意義卻仍然懸置,於是都市人便自過去的時間進程中被放逐。在這價值真空的年代裏,人自出生便承載着都市的荒謬,存在的荒謬,無止境的意義求索即是都市人的薛西佛斯神話,拋棄歷史記憶的原罪。


  於此,懷舊和傷痕便有了新的意義。在現代都市的語境下,它既成為對失控的文明進行反撥的利器,同時也是重新賦予「現在」意義的回溯嘗試。都市的角力場上,儘管許多許多的人選擇(或強迫性的)遺忘過去,但有些人畢竟認為這是不容抹殺的微妙而重要的事,在個人主義橫行的世道裏,他們遂選擇以懷舊和傷痕重新喚起集體的回憶與覺醒,試圖以這些填滿不知饜足的價值真空。我們不妨視此種努力為都市的潛流,為都市的邊緣,因為他們總是在都市中反思着都市,在都市中不都市地生存着,並在主流之外吶喊着。


  我們該慶幸這種聲音漸漸蓬勃着。印象中我首次聽到「集體回憶」這一詞,是在初三(即國三)時的香港皇后碼頭保育事件。那是在Facebook還未興起,MSN依然盛行的年代。香港政府為進行填海計劃,不惜宣佈清拆皇后碼頭這一見證着維多利亞港變遷的歷史建築。皇后碼頭是在維港兩岸高度現代化的摩天樓之間難得的舊時代遺跡和公共空間,保育人士遂在暑假時展開靜坐和絕食行動,要求政府停止清拆碼頭。


  如你們所能預料的,行動沒有成功,警察最終進行清場,碼頭如今亦已拆卸;但正如論者所言,這次事件更深遠的意義在於它標誌着香港本土意識的崛起,在不斷強調發展的鋼筋都市中似乎鑿開了一泓清泉。及後的眾多香港保育運動,如反對重建別名「囍帖街」的利東街、為興建高鐵而引起軒然大波的菜園村、因電影《歲月神偷》大熱而最終得以保留的永利街,以及最近的龍尾灘,當中的抗爭行動或成功或失敗,雖仍以後者居多,但已使香港政府在任何牽涉到發展/保育或集體回憶的議題上不得不步步為營。


  在抗爭開始之前,也許不是每名香港人都曉得利東街、菜園村為何物,但這些卻是早已植根在都市的記憶,更準確地說則是懷舊──皇后碼頭的意義在於它蘊含了意義,而不是其他。因此一旦失去,任何的重建或遷徙都無法挽回;也因此可以說,保育行動不只是對實體建築(或地區)的擇歷史而固執,而是一種對意義和價值的重溯,擇荒謬而固執的精神。


  懷舊總是容易引起共鳴的,畢竟原鄉的追求是人生而共有的情結;而傷痕卻是讓人走避不及,唯恐歷史的黑暗和病原玷污了他,也玷污了現在。


  張翠容是香港的「無國界」記者,她的新書《地中海的春天》曾提到西班牙早年曾面臨的「轉型正義」窘境。所謂轉型正義,是指一國對其過去政權(如獨裁政府、軍政府)所作的不公義行為如侵犯人權等制度性犯罪進行彌補,簡單地說,就是還原歷史的真相,在承認過去罪惡的基礎之上,建立和開展新的正義的未來。西班牙自獨裁者佛朗哥死後,卡洛斯國王推行民主轉型,但為了政治和社會穩定,對獨裁時期的歷史傷痕一概不予過問,並與前朝重臣合作,企圖達致和解,最終成功使西班牙成為今日的民主國家。


  必須承認,以當時的局勢而言,這可能是最佳抉擇。但正如書中所引索忍尼辛的名言:「忘記舊事者失雙目。」在九十年代以後,對過去集體失憶的西班牙社會矛盾變得尖銳,缺乏梳理歷史的民主轉型也不牢固,以致於紀念佛朗哥的活動頻頻出現。為此,西班牙國會在二零零七年通過《歷史記憶法》,正式譴責獨裁的佛朗哥政權,對歷史的受害者予以賠償,當年流亡在外的人亦容許回國。西班終於正視歷史的傷痕,也因此走出歷史的傷痛和轉型正義的窘境。


  也許我們可用同樣的視角看待六四紀念活動。不是借題發揮無限上綱,也不是為了宣揚臺獨(港獨)反共,紀念六四的意義應在於正視歷史,使轉型正義得以施行。毋忘過去是為了讓未來的路走得更舒坦,傷痕的意義不在於揭瘡疤,而是使過去和現在得以縫接,明確現在的價值。因為有過白色恐怖時代,所以自由才更值得珍視、更不容濫用和放棄;二二八和平紀念碑的意義在於是,臺灣不應忘記那個時代的意義也在於是。


  傷痕是痛感的殘餘,懷舊是原鄉的永逝,因為痛感和原鄉的印象才使我們所處的現在變得明晰起來。新與舊拼貼而成的都市,卻同時也是兩者角力的競技場,新的不斷侵陵破壞,舊的總是苟延殘喘,於是集體回憶在這樣的一個地方無可避免地容易被啃蝕和風化,一切價值變得真空,一切存在變得荒謬。記憶是抗衡價值真空的手段,那麼傷痕和懷舊就是回溯記憶的嘗試,使荒謬重新合理、真空重含意義的嘗試。


  也是在主流之外向主流抗爭的一種形而上的嘗試。至於那些形而下的:本土保育行動和歷史紀念活動,我們是否也該用另一種角度更深刻地體會──畢竟我們的社會對於所謂抗爭總是太不理解,或者說,總是過於表面的理解。


  這是最後的最後:不必讓懷舊和傷痕充滿都市,而要在我們的視野裏──意義於看到和看不到之間常在。





刊於臺大中文系《踏歌》第三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