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葉慶炳先生的《中國文學史》（下稱葉本）與劉大杰先生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下稱劉本），分別是臺灣、大陸兩地大專院校中文系中國文學史課程的主要用書，其內容之完整與使用之簡便自不必贅言。劉本成書於1948年，葉本初稿完成於1966年，後皆有修訂。本文所據版本分別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之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及臺灣學生書局1997年版兩冊之葉慶炳《中國文學史》。

　　過去對文學史之撰作多要求客觀而翔實，但文學史既是書寫之產物，自難免經過作者對主題之剪裁刪汰，並在行文中加入個人見解與評斷，受自身文學觀影響。本文以此為切入點，嘗試從「主題選擇」、「對文學發展之闡述」及「文學觀」三部分比較二書，並在最後提出對文學史撰作之見解。

二、 葉本及劉本之比較

 （一）               主題選擇

　　葉本共三十五講，劉本則分三十章，講、章之下均分小節。從整體編排而言，除葉本於第一講緒論述及文學與文學史之定義以外，二書可謂大同小異，宋代以後分章之主題幾乎完全一致，篇幅亦大致相類；然而，在二書的比較中，仍可見作者著眼點的分別。一是劉本列入頗多以往文學史家較不重視之主題，名聲較次的作者亦多所記述，如第一章即強調殷墟卜辭在原始文學中之重要性及一般文學史較少提及的《周易》，第二章講述《詩經》時標出文學價值低但演化價值極高的「宗教詩」，第五章秦代文學及第十一章第五節之隋代文學亦皆為葉本所省去的部分；相對地，葉本則集中講述主要的部分，多出葉本的主題僅有「先秦神話與寓言」一講。二是劉本在每一章之下的分節仍是採用概括性的標題；而葉本則往往在首節先進行總體論述，餘下則多以作家為小節單位，在不失時代的宏觀視野之下，強調不同作家的主體與風格。從以上兩點大概可知，劉本相當著重文學史各階段的環環相扣，更強調流變、整體；葉本則傾向萃取各時代的精華，以作家為重點。

　　值得一提的是，二書中民間文學與通俗文學均佔有相當多之篇幅，如劉本詳細介紹宋代各種戲曲類型、葉本對魏晉南北朝小說的逐本枚舉，皆可見作者對民間文學之重視。

（二）               對文學發展之闡述

　　以上提到，劉本相較於葉本更側重文學史的環環相扣，承繼其師胡小石「文學一代有一代之所勝」的觀點[1]，因此其對文學流變、文學與時代之關係等方面的闡述亦極為詳細，甚至其書名亦特別標出「發展」二字；葉本並非無分析一時代文學發展的原因或某作家對其後之影響，但所佔之篇幅比例卻遠不如劉本，甚至部分觀點或辭句有直接借用劉本之痕跡，如劉本在第二十八章「清代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時寫道：

　　在中國整個文學發展的歷史上，清代文學的職能，是三千年來各種舊文學舊文體的總結束。[2]

葉本則於第三十三講「清代詩文」第一節時述及：

　　清代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之意義，為各種舊文學體裁之復興與總結束。[3]

相似度之高，似無巧合之可能。葉本較劉本晚出，自必對後者有所參考借鑒。

　　劉大杰深受唯物史觀影響，如其書自序所言：

　　文學史者的任務，就在敘述他這種進化的過程與狀態，在形式上、技巧上，以及那作品中所表現的思想與情感。並且特別要注意到每一個時代文學思潮的特色，和造成這種思潮的政治狀態、社會生活、學術思想，以及其他種種環境與當代文學所發生的聯繫和影響。[4]

由此可證明：一、劉氏強調文學的發展與「進化」；二、重視社會介質施予文學之影響，此即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如劉本第三章「詩的衰落與散文的勃興」論述散文興起的原因時，即由鐵製器具之使用到生產力的進展、再到農業與商業的興起，以解釋經濟制度之變動造成舊貴族的沒落以及平民階級對回應社會動蕩所產生之散文書寫需求，更引用S. Y. Wolfman《辯證法的唯物論》佐證，用了整整四版篇幅[5]；葉本明顯吸收其觀點，但卻僅在第三講「春秋戰國散文」的歷史散文與諸子散文兩節中，各以短短一段說明。又如闡述楚地文學異於《詩經》的原因時，劉本以地域、宗教、音樂三方面論證；葉本亦如出一轍，僅作大幅刪略。諸如此類，皆可見二書在闡釋文學發展時之側重與繼承。

　　然而，葉本相對於劉本更重視對細部問題之考證，如講曹植〈洛神賦〉，劉本採用《六臣注文選》說法，認為與甄氏之戀情有關；葉本則詳加辨識否定。其他如論證〈悲憤詩〉二章之真偽、提出京都賦始於揚雄及詠物詩流行對宮體詩之影響等等，均深具見識，亦可見劉本在處理細部問題時之粗忽。

（三）               文學觀

　　承認文學的進化觀點，反對泥古，是二書共同之處。論及明代前後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時，劉、葉皆持強烈批判態度；而對公安、竟陵的文學代雄主張，則一致給予高度評價，與清代文壇多貶鍾惺、譚元春為「詩妖」之態度迥異。然而，二書重視公安竟陵的原因，卻不盡相同：葉本贊揚的是其對文學演進的認識與推動民間文學的意義；劉本亦固然承認，但更著重的則是由提倡「獨抒性靈」而表現的浪漫主義精神。

　　這亦是葉劉二人文學觀的差異。劉大杰深受浪漫主義影響，劉本唐詩的部分不按時間敘述，僅寫完初唐詩後即分其為「浪漫詩的產生與全盛」及「社會詩的興衰與唯美詩的復活」兩節，認為唐詩為浪漫文學的代表，對李白解放自我、追求自由的浪漫精神評價極高，相對地寫杜甫時則認為「他雖有溫厚的同情心，卻沒有熱烈的感情，他不是屈原式的殉情主義者。」[6]雖有褒揚，卻不無遺憾；葉本對李杜無明顯之揚抑，但從其行文中卻不難發現他對杜甫詩中的時代精神及為唐以後之文學打開新局面而表示激賞。又如對劉鶚《老殘遊記》之評價，葉本側重其現實意義，認為「此書所反映之晚清社會現象，固至為真切也」[7]；劉本則在讚賞此點時，不忘添上一句「在現實性很強的《老殘遊記》裡，加進了一點清新的浪漫精神。」[8]二書在文學觀上之分野，大致如此。

三、 結語：試論文學史之書寫

　　劉大杰在自序中引用了朗宋《論文學史的方法》一段內容：

　　寫文學史的人，切勿以自我為中心，切勿給與自我的情感以絕對的價值，切勿使我的嗜好超過我的信仰。我要做作品之客觀的真確的分析，以及盡我所能收集古今大多數讀者對於這部作品的種種考察批評，以控御節制我個人的印象。

文學史強調的是去個人化的客觀書寫，或至少是客觀書寫的傾向；然而，劉氏緊接著說：「但人類究竟是容易流於主觀與情感的動物，所以在這一點上，我恐怕仍是失敗了。」事實上，不論劉本、葉本，甚或其他任一部文學史，恐怕都沒在這要求上成功過。本文對二書的比較，一方面是奠基於這假設之上，另一方面也是同時在突出這要求去個人化的不合理性：即使只是涉及對資料的整理與拼貼，在此過程中亦已混進作者的主觀判斷，正如本文在「主題選擇」這部分的比較中所展示的。於是我們不禁要問：這種對文學史書寫之要求是否已不合時宜？

　　這讓人想起了新史學的出現。西方傳統史學堅持著客觀主義、實在主義的認識論，然而如英國史學家愛德華‧卡爾所言：「所有這一切（按：歷史資料），在歷史學家在它上面加過工，作過解釋以前，是毫無意義的。」[9]上世紀顛覆了傳統史學的新史學，漸漸承認歷史敘述中必然存有主觀性；更進一步說，這種主觀性可謂是歷史著作中的靈魂，畢竟沒有任何一個歷史學家願意複製前人的敘述而不帶有自己觀點。這種看法造就了史學認識論的大逆轉，也為歷史書寫開闢了另一條新道路。

　　回到文學史。我們對文學史客觀性的強調往往更甚於史學，原因之一當是所據的材料大部分即為具有審美價值之文學作品，更容易受撰者的主觀性所左右；但反過來說，正因文學史的材料是文學作品，撰者更需要運用主觀性加以評斷、選取，更需要對「史料」進行加工、詮釋。從這角度而言，恰如新史學的觀點，主觀性更是文學史書寫中的靈魂。既然無法排除主觀的存在，那更好的做法，是否就是在儘可能完整呈現客觀部分的同時，再以撰者的見識使主觀性當中的糟粕減至最少？當然，這也只是我主觀的、不成熟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