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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04 20:53:38錢瑋東

從教育「制度」說起

  幾個月前的一天,與同是來自澳門的朋友到西門町一家食店用餐,結帳時問服務員是否持學生證有優惠。「要每個人都持學生證才打折扣。要本地的。」大概是遊客區,對象又是四個操廣東話的年輕人,雖然不至於面露不悅,但多少也聽得出有點不耐煩,還有「不過是遊客而已」的感覺。四人同時亮出臺大學生證。女服務員小聲驚呼了一下,男的,「噢,那麼我給你們打九折。你們要分開付嗎?慢慢來沒關係。」畢恭畢敬。掏出錢包,苦笑莫名。

  回到宿舍後把這經歷發到FB上,近百人按讚。雖是個別事件,但此中是否隱含了甚麼更深層的東西?身為臺大學生,我們是被標籤的;同樣地,身為其他學校的學生,他們也是被標籤的。雖然是當中的既得利益者,但心裏卻感覺很不是味兒。我是澳門人,因為某些緣故,對香港的教育情況也非常熟悉。澳門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頂尖大學,就香港而論,若你在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和科技大學這三所人稱”Top 3”的大學之一就讀的話,別人對你也許會有「中學時應該是一個成績不錯的學生」的印象,但亦僅此而已;不過,無論在港澳,若果告訴別人你唸的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或國外最優秀的院校,他們必定流露出豔羨之情,對你的期待就不只「成績不錯」這麼簡單了。

  是的,在一套已建立得成熟穩固的教育制度下,假若你爬到制度的頂端,社會大眾就會認定你比他人優秀;亦正因為有所謂「頂端」的存在,這制度由高到低劃分出不同具價值判斷依據的標記,別人因此也得以從你所處的標記位置判斷你的能力或其他特質。換言之,在這種機制下,其他人是從「你所處的位置」來界定你,而非從「你真正的能力」;而當這種情況不斷加固,發展成社會大眾認為所有身處於某位置的人就是好的、另一位置的人就是不好的,就會形成所謂的「刻板印象」。臺、港、澳三地的教育制度,從模式上看非常類似,當然各地也有其獨特與缺陷的地方,但就「根據你身處制度中的位置高低,從而判斷你的能力高低」而形成的刻板印象,卻大抵類似,即使程度存在分別。以下的論述,我嘗試從臺灣的教育制度出發,來探討潛藏其中的「刻板印象」及其延伸的影響,再回過頭來看看「教育制度」這回事。

  你開始接觸這龐大的教育制度,是四至六歲時進入幼兒教育階段的事,之後是國小、國中。國中畢業生的基測是轉捩點,因為這將決定你的人生將會進入普通高中還是技職教育這兩種體系,是公立還是私立,高中的話是「明星」高中還是一般高中。高中或高職三年,你與補習班打交道日益頻繁。高中的,除了少數通過推甄等方法升大外,大部分學生都須以學測、指考成績為分發標準進入大專院校;高職的,則須通過統測或二技統測,進入四技、二專或二技。然後就是大專教育的殿堂。以上是臺灣普遍學生在教育制度中打滾的歷程,不含中途輟學、赴國外留學或過程中死亡等個別情況。

  不過,更多人眼中的「理想」教育歷程應該是這樣的:幼兒教育、國小、國中、高中(而非高職)、大學(而非四技二專二技),其中最好還要公立的,至於「明星高中」、「名牌大學」當然是最理想狀況。如此想法,我相信還是切中很多學生和家長的心聲,並無誇大的成分。這已是一種刻板印象的體現:技職體系下的學生難道一定不如考上高中和大學的?為何社會大眾對高中、大學趨之若鶩,對高職、四技二專卻棄如敝屣?遺憾的是,在這種普遍觀念下,技職體系是被排除的、污名化的、無話語權的;試比較每年有關學測和統測的新聞報導就可見一斑:全城矚目的學測,和考前一天略略一提的統測,受關注程度差別何啻千里。

  這種教育制度──或由此制度而建構的教育觀念──是金字塔式的。每一個小孩在適齡時就被送進金字塔最底層的幼兒教育階段,然後是第二層的國小;升上國中,一部分人被淘汰了;國中畢業,基測考不好的被淘汰了、進了技職體系的被淘汰了,高中生才能擠上更高一層,「明星」高中生才能成為受關注的一群;高中畢業,學測、指考考不好的被淘汰了、進了不知名大專院校的也被淘汰了,只有考上排名高的大學才能登上這教育金字塔的頂尖,考上學系是出路好的、能賺錢的、穩定的才能成為頂尖中的頂尖;至於四技二專二技早就不在此列了。只要在這攀登的過程中稍一不慎,就成為這刻板印象中被標記的族群。就像一種零和博弈,為了不成為輸家,所有人只能儘可能地獲得最大的勝利;可是,矛盾之處在於,你的勝利宣言同時也是另一個人的失敗宣言。無可否認,教育制度中的分流功能是必然存在的,教育希望把每一名受教育者分流到適合自己稟性和能力的位置,再提供以人為本的教育;可是這種分流結果的強烈標籤效應,卻遠遠超出了制度設立的原意。

  在此當中,我們還能發現這刻板印象具有更本質性的結構。這是二元對立的──不是平等的二元,而是觀念上隱含着一優一劣、一正一反的兩極。考好的和考不好的、高中和技職、大學和四技二專、公立和私立、出路好的科系和出路不好的科系、明星的和不受重視的、排名高的和沒有名氣的,這些描述性的二元對立之所以存在優劣之別,並非本然存在的,而是它們被建構成與一系列含有價值判斷的二元對立相連接的符號而被詮釋的:有能力的和沒有能力的、勤奮上進的和懶惰消極的、高尚的和低下的、優秀的和庸碌的,等等。上面所言金字塔式的淘汰制度與標籤效應,也是這種刻板印象二元結構具現化後的必然結果。容我再說一遍,這是被建構的。

  諷刺的是,我們卻為了這種建構的產物奮不顧身:我們為成績而瘋狂,為考上頂尖的大學、熱門的科系而瘋狂;因為我們相信這些學校和科系象徵着名成利就、生活安穩,我們相信這些就是好的,反之就是不好的、沒出色的。因此我們不惜投入無止境的角逐,不惜進行着贏家對輸家的話語權剝奪。當試場變成戰場,王寇之爭,又該怎樣要求勝利者對失敗者的寬宏大量?

  是的,在這種零和博弈中,站在頂端的我們都不自覺地成了加害者。無形之中,我們成為不斷鞏固金字塔建構的幫兇;媒體渲染,家長鼓動,社會集體瘋狂,在金字塔旁觀叫好;被淘汰的在底層堆沙砌石,最終作為成就這金字塔建構的犧牲者而存在。偶有不顧社會大氛圍而孤身走我路者則不為社會所容,是古怪的、叛逆的。這種刻板印象對學生的枷鎖,實在太沉重、太沉重了,它不容我們有另一途徑的選擇,而事實上我們也很難在這樣的制度下作出另一途徑的選擇。

  封閉性的制度,再加上如此牢固的刻板印象,其延伸的影響即為學生的扭曲性學習態度:為了不被淘汰,學生只能在基測、學測、指考還有各式各樣的校內外評測中,無止境地競爭;分數符號化成我們的人生高度指標,所以又只好無止境地追逐分數。結果顯而易見:在學校我們不是在學習,只是學習怎樣寫好考卷、答中閱卷員想要的答案;我們不曾因為將要獲得知識而快樂,因為身陷競爭角逐當中,我們只着重所得的分數如何;我們的目光日益狹隘,因為只能專注於社會要我們達成的目標,不曾也不敢想過開拓另一種可能性或放眼看看周邊的世界。歸根究柢,是因為我們的目標並不是「學習」,而是「分數」或其他更容易量化的功利性事物。

  在這種封閉性制度下的學生是被動的,總是慣於接受老師刻意編製的在考試範圍以內的教材或模擬試題,少有主動學習的動因和餘地,這種情況不因進入大學而改變,我們還是以成績取向的方式來「學習」:因為被動,所以我們等着教授解釋說明、循着教授的思路,而很少主動發掘問題、主動批判;因為被動,所以我們很少想過涉獵專業及主修科目以外的書籍,對着課本,只知預習、溫習,而非學習。

  這樣的模式培訓出來的人才是怎樣的人才?是否真的如北大錢理群教授所言,是一群「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若果錢理群所指的已是比較好的制度勝利者,那麼我的想法要更悲觀:也許這種模式真正培訓出的,是許多在制度下運作良好的齒輪,在社會機器中能非常精準地、高效能地轉動,但卻亦依賴着制度而生存,慣於作制度下的競爭,完成制度賦予的目標。某程度上說,這是非常符合社會運作需要的。畢竟一台機器的操作者,只要少數人就夠了;但要保證機器運作暢順,卻仰賴當中的齒輪和零件。

  我想,談了這麼多臺灣教育制度下的刻板印象,是時候回到「制度」本身了。上面談的這種刻板印象的形成,社會大眾既有觀念的不斷強化固然是當中的主因,但推根溯源,也許「制度」的某種因子已經預言了刻板印象的必然性。譬如,成績的高與低決定你將要就讀的學校,諸如此類,許多制度的細部已「內建」了一種非常適於形成刻板印象的價值判斷基礎;也就是說,可能我們面臨的悲哀在於,這種刻板印象的形成是制度訂立後無可避免的結果。為了使教育能更好、更確實地推行、使更多人受教育,於是教育制度成形;但出於種種因素,教育制度一旦成形,就意味着教育本質的變化和學習心態的扭曲、開始向制度靠攏。於是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是否可能存在一種真正好的教育制度,亦即一套不會使教育和學習變質、不會形成刻板印象的制度,即使是在理想當中?我個人的回答是否定的,至少在目前我看不出有這麼一套制度存在的跡象,儘管是在美國和歐洲各國,教育制度仍是備受批評。

  我並非要否定制度。我想說的是,我們是否應該用一種制度以外的、更超然的目光和心態去看待「制度」這回事?既然身處制度內,視野會受限於這些刻板印象,那麼嘗試抽離制度的邊框,說不定對於我們該如何教育、如何學習甚至如何活在制度裏,就能看得更清晰明瞭一點,或者說,就會有更不一樣的想法。這是非常諷刺的悖論:我們需要制度,因為制度對我們而言是好的;但當制度一旦建立後,我們卻必須超出這制度,才能使制度對我們而言是好的,而不會被制度所侷限和蒙蔽。簡單地說,我們需要制度,但我們卻要超越制度。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簡單的一回事:在制度中的我清楚只有分數夠高才能進臺大,我的目標就是考高分然後進入心儀的科系;可是我卻必須對自己說,不要被分數沖昏頭腦,不要淪為分數的奴隸,讀大學是為了學習和接觸更多不同的東西,而不是其他。身在制度當中,卻無時無刻以制度外的目光省視自己,這種知行不一的矛盾是有多不容易化解,以至一不小心就為制度所吞噬;可是,能在制度的狂潮中保全自身的獨立,又是何等難能可貴的事。

  或者不只是教育制度。活在制度高於一切的社會,要選擇「制度」的生活嗎?你不甘心吧;要選擇「我」的生活嗎?也許根本承受不了。對「制度」該取怎樣的態度?對制度當中的「我」又該取怎樣的態度?「制度」與「我」的關係到底該如何定義?我想這就是更複雜的問題了。


2012.10.21

刊於臺大中文系《踏歌》第廿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