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馬詩歌的意象世界


一

詩人常常是寓言家，但決不僅僅是那種傳統意義上道德故事的制作者。詩人往
往憑靈光閃爍的感覺驅策充滿感性的語言，最終水到渠成地顯現生命的抽象意
義。美籍華人作家非馬在一首題為《今天的陽光很好》的詩作中，借畫家特有
的視角洞察生存現實的表象及實質，以畫面的自然發展巧妙地完成了一則寓言
的抽象。詩歌首先以從容不迫的筆調徐徐展開一幅令人心悅神怡的畫卷，「藍
天」、「白雲」、「小鳥」、「綠樹」以及「蹦跳的松鼠」和「金色的陽光」，
一系列光明亮麗生机勃勃的意象喻示了人類淳朴動人的理想；然而畫家對此卻
陷入了疑惑，現實生活的複雜丰富給予了他巫師般的敏銳與直感：「但我總覺
得它缺少了點什麼/這明亮快活的世界/需要一種深沉而不和諧的東西/來襯出它
的天真無邪。」這種預感即刻得到了證實：「就在我忙著調配最苦難的灰色的
時候/一個孤獨的老人踽踽走進畫面/輕易地為我完成了杰作。」詩的前後兩部分
形成了對照，明亮快活的世界被沉重灰暗的世界所滲透，天真無邪的幻想在孤
獨老人所象徵的人世苦難面前，既顯現出人類希望的光亮也被襯托得單純柔弱
而顯出理想的某種虛幻性。詩人並未因此而沮喪，相反，他以深諳生活辯證法
的理性態度觀照理想與現實的悲劇衝突，詩篇告訴人們：人類注定置身于苦難
與陽光之間，置身于現實與理想的衝突之中，唯有在這種既定的悲劇處境中直
面現實人生才能完成人類生命的「杰作」。敏感的讀者還可以感覺到詩人對自
然淳朴的和諧和理想境界的深摯溫存的愛心和執著明確的眷戀，故作沉著平淡
的語氣並不能掩蓋住「孤獨的老人」所帶來的凝滯沉重的陰影，其間隱隱透露
出詩人對人類命運的宿命般的認定和懮患，同時也因其正視命運的積极姿態表
明詩人對人間黑暗面不妥協的挑戰傾向。

從上文對非馬的一首詩所作的具体解讀中可以看出，非馬是以有意味的意象營
造詩義並傳達主体精神。

意象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詩學概念。中國古典文論中的「意象」出自《周易》：
「子曰：圣人立象以盡意」王_注曰：「夫象者，出意者也。」王昌齡在《詩
格》中發展了這一理論，他提出：「搜求與象，心人于境，神會于物，因心而
得。」更強調詩人的心靈與客觀物象相感應交融的神妙意蘊。西方美學家也十
分重視「意象」的概念，康德以為，「意象是想象力重新建造出來的感性形
象。」 (1)本世紀初英美詩人龐德對意象下了個定義：「意象之為物，乃是瞬間內
呈現理智與情感二者的复合体。」「意象派的意象是代數中的a、b、x，其含意
是變化的。作家用意象，不是要用它來支持什麼信條，或經濟的、倫理的体系，
而是因為他是通過這個意象思考和感覺的。」(2) 意象在這裡早已超出了一般的比
喻意義。意象是詩人情感理智在霎那間的綜合物，在詩義的詮釋和理解方面具
有多重可能性，比如龐德那首著名的短詩《地鐵站上》：「這些面龐從人群中
涌現/濕漉漉的黑樹干上花瓣朵朵。」這裡的「人面」與「花瓣」帶給讀者的就
是多重角度的暗示寓意，而不是浪漫主義式的比喻。而本世紀前半葉英美最重
要的文學批評流派「新批評」派更是視意象為詩歌框架中不可缺少的要素，艾
略特倡導一種尋找「客觀對應物」的理論，他主張文學作品應具有深邃的歷史
感，強調一種理智與情感相合作的「統一的感受性」，他創作的詩歌往往是大
意象中密布小意象群的象徵性結构，比如長詩《荒原》、組詩《四個四重奏》
等。因此，趙毅衡在《新批評》一書中將意象這一概念普泛化簡洁地命之如
「表示抽象意義的象」（P133），後一個「象」並不標明是「具象」，顯現出
現代詩論中「意象」內涵的微妙變化。

綜上所述，意象堪稱為詩歌的基本要素，它與一般所說的「形象」和差異就在
于，意象是主客觀相交融的產物，它常常寄寓著主体的情感和意圖，具有一定
的抽象意義，在多數情況下，它總是体現為感性形象。如庄周的「鵬鳥」與
「蝶」，屈原詩中的香草美人，李白吟詠的月亮，蘇東坡詞中淘盡千古風流人
物的江水；又如葉芝詩裡的「拜占庭」，艾略特詩中的「水」、「火」、「岩
石」和「棕黃色的霧」……這些意象兜蘊藏了詩人深刻的思想認知和丰富的情
感內涵，超出了原來的詞義，變得容量濃厚富于象徵或暗示意味。

非馬的詩十分重視意象世界的經營，台灣詩評家陳千武和李魁賢明確地稱非馬
為意象派詩人，李魁賢在《論非馬的詩》一文中指出非馬的詩「具有非常典型
性的意象主義詩的特色和魅力。」並具体說明了非馬的詩兼具意象派詩歌的四
大特徵和六大信條，即「語言精練。意義透明，象徵飽滿，張力強韌」以及
「語言明確，創造新節奏，選擇新題材，塑造意象，明朗，凝練」等要義。以
上論斷證明了非馬詩歌中意象的突出位置，如果說台灣詩論家著重是從美感特
徵和藝術技巧的角度來論述非馬詩歌的意象主義風格，本文則要通過對非馬詩
歌中的意象世界的綜合考察，觀照詩歌呈現的思想意向以及詩人的生存處境和
价值選擇。

台灣詩人羅門在《時空的回聲》中指出：「當現代詩人從古代詩人偏向一元性
自然觀的直悟境界，進入到現代偏向二元性的生存世界；從寧靜和諧單純的田
園性生活形態，進入動亂緊張複雜焦慮的都市型狀況，接受西方現代科「文明
的沖擊，以及物質繁榮的生活景觀的襲擊。所引發人類官能情緒心態與精神意
識的活動，都是以大幅度大容量與多向性在進行。」作為現代詩人，在個体與
社會、靈魂與肉体、物質與精神等方面必然面臨比古代詩人更為複雜也更為艱
難的選擇。象徵主義鼻祖波德萊爾拋棄了後期資本主義文明都市巴黎這座人間
「地獄」的種種罪惡，留下了一束以社會之惡和人性之惡為揭示對象的驚世駭
俗的「惡之花」，但詩人是孤獨的，「在被這些最後的同盟者出賣之後，波德
萊爾向大眾開火了——帶著那種人同風雨搏斗時的徒然的遷怒。這便是体驗的
本質；如此，波德萊 爾付出了他全部的經驗。」(3) 現代詩歌大師艾略特堅持認
為：「詩歌的目的是在于用語言重新表現現代文明的複雜性。」他极為沉痛地
批判「歐洲文明的混亂和庸俗」，在《荒原》、《空心人》等詩中，艾略特將
現代西方人對現實的恐懼、震驚、幻滅以及企圖尋求拯救的心態揭示得淋漓盡
致。最終他本人選擇了一條宗教救贖的道路，疲憊迷惘的心靈停泊于歐洲文化
傳統的深淵。非馬童年時期在中國大陸度過，青少年時代成長于台灣，成年之
後又赶上60年代的留學熱潮，以後定居于美國芝加哥，複雜的文化背景必然給
他帶來複雜的文化感受和多元的文化認知；另一方面，非馬不僅是詩人和藝術
家，他還是高科技文明社會的一名科學工作者，社會角色的複雜性也為他觀照
世界帶來了別樣的眼光。非馬溫和達觀的個性使得他的詩歌不似波德萊爾那種
极端的撒旦式的詛咒，但非馬同樣具備一個現代知識者強烈的批判鋒芒，在對
于現代文明和社會現實的批判意識上與波德萊爾同樣尖銳。非馬的詩，雖然不
具備艾略特詩中的厚重歷史感和濃郁的宗教意味，但在對于現代机械文明社會
的諷刺態度和懷疑傾向上卻表現出某種同質性。正如本文開篇所分析的那首非
馬詩作那樣，非馬的詩明顯呈示出生存世界的二元性，詩人正是置身于理想的
「陽光」與現實的「苦難」之間，企圖在對現實的揭示批判的基礎上實現精神
的超越。

二

非馬的詩歌創作自五十年代以來已有三十余年的歷程，形成了一種「比寫實
更寫實，比現代更現代」的藝術風格。常有論者將非馬的這兩句自我評斷分而
視之，認為前句指的是思想內容，後一句指涉藝術形式。其實不然，讀過非馬
的數百首詩之後，我感到他的「寫實」與「現代」是交融為一体的，他的貼近
現實人生、關注四時民事的詩思始終是與現代詩人的自我意識和犀利目光相關
聯的。非馬曾經在《中國現代詩的動向》(4) 一文中談及他的詩觀，他認為既要肯
定「藝術至上」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我認為一個有良知的現代詩人，必
須積极參與生活，勇敢地正視社會現實，才有可能對他所處的社會與時代作忠
實的批判與記錄」。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文人自屈原至杜甫白居易至曹雪芹
乃至魯迅這一脈批判現實主義傳統的強大影響力，也顯示出西方近代以降知識
分子以社會良知自居的精神傳統對非馬的某種濡染力。正像詩人在《烏鴉》一
詩中所隱含的自我指涉：「只一心想做良心詩人/成天哇哇/招來石頭與咒罵」。
另一首同名詩中，作者又一次對烏鴉「自命良心詩人/哇哇/煞黃鶯兒的風景」的
不媚俗行為進行了貌似嘲弄的肯定，在這個變幻莫測缺少信念的社會，「風靡
耳朵的/是鄧麗君的錄音帶/一按即唱」，烏鴉因叫聲的難聽違背了社會流俗而顯
得孤獨，卻仍然堅持不懈。由于非馬在「烏鴉」這一意象裡寄寓了一個有良知
的現代知識分子的自我認知，詩中的「自嘲」和「嘲世」之間才构成了強韌的
張力關係。從「烏鴉」這個有著自喻色彩的意象可以了解非馬清醒冷峻的自我
意識，以及詩人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意識。

從題材看，非馬的詩筆觸所及甚廣，從變幻不定的國際風云，到平淡無奇的四
時更替；從觸目驚心的新聞事件，到朴素平易的日常生活，都可以納入詩人的
觀照視野。因此，非馬詩中的意象丰富而繁雜，如万花筒，但詩人並未迷失于
意象的迷宮中。他詩中的意象雖丰富卻並不凌亂，色彩紛呈卻並不扑朔迷离，
其原因在于他的詩歌意象經過了詩人的梳理和錘煉大多獲得了較為沉著堅實的
寓意，是詩人情感、理智與客觀世界相撞擊的產物。從整体考察，非馬詩中的
詩歌意象世界是由兩組具有張力關係的意象而构成，即充滿罪惡與苦難的現實
世界和寄托幻想陽光明麗的理想世界二者相輔相成。詩人在陽光與苦難之間對
現實的批判和對理想的憧憬构成了詩意形成的中介。

現實世界遍布罪惡與苦難，台灣詩人洛夫曾發出詩人的宣言：「攬鏡自照，我
們所見到的不是現代人的影像，而是現代人殘酷的命運，寫詩即是對付這殘酷
命運的一種報复手段。」(5) 非馬的詩雖然不像這樣极端，但其詩中的挑戰殘酷現
實的精神是十分明顯的。他在詩中展現了雙重意義价值体系，一重是正義的、
人道主義的、自然的，另一重則是非正義的、反人道的、異化的。詩人通過一
系列意象有意味的比照與衝突來体現雙重意義价值体系的對立關係，如戰爭意
象與和平意象，城市意象與鄉村意象，成人意象與孩童形象等等。

（一）「戰爭」VS「和平」：冷峻的追問

戰爭是一種人為的災難，現代戰爭更是如此。兩次大戰在現代人心靈中造成的
巨大陰影直接反映在文學藝術領域，如五十年代起源于法國的荒誕派戲劇和六
十年代流行于美國的「黑色幽默」等現代文學流派。「大戰中瘋狂殘酷的史實
給西方人留下難以泯滅的印象，尤其是不少‘黑色’作家曾經身歷其境，劫後
余生」。(6) 「黑色幽默」的代表作《第二十二條軍規》等作品即以戰爭為背景揭
示出生存現狀的悖謬性；而荒誕派代表作家尤耐斯庫面對二戰的殘酷浩劫與人
類的虛弱迷惘，發出了以下的感慨：「在這樣一個看起來是幻覺和虛假的世界
裡，存在的事實使我們驚訝，那裡，一切人類的行為都表明絕對無用，一切現
實和一切語言都似乎失去彼此之間的聯繫，解体了，崩潰了；既然一切事物都
變得無關緊要，那麼，除了使人付之一笑外，還能剩下什麼可能出現的反應
呢？」(7) 六十年代初即移居美國的非馬不能不受到這樣的思想觀念及人文環境的
影響，他生長于戰火紛飛的三十年代的中國，對戰爭的災難必然有著特殊的敏
感和警惕，因此，呼吁和平、控訴戰爭的警世主題成為非馬詩中的一組重要旋
律。

他的一些戰爭題材的詩篇往往並不鋪排宏大悲壯的戰爭場面，而是選取一個很
不引人注目的角度，描繪一個小小畫面，來達到強烈的藝術效果。如《越戰紀
念碑》並不曾聲色俱厲地指控戰爭的罪惡，而是通過「万人冢中，一個踽踽獨
行的老嫗」來尋找愛子「致命的傷口」的無聲畫面來呈現戰爭給廣大人民帶來
的創痛；另一首題為《戰爭的數字》的短詩運用了反諷筆法，以一句冷冰冰的
「只有那些不再開口的/心裡有數」，來回答所謂的「戰爭的數字」問題，讓生
者的心靈受到那些永遠沉默的亡靈的撞擊，以無聲的死亡包容生命的吶喊。詩
人在「紀念碑」、「老嫗」、「戰爭的數字」等意象的選取上是別具匠心的，
他用無聲的畫面發出了震撼人心的呼喊，表達了作者對那種反人道的戰爭的深
深憎恨。

另一面，批判意識越是強烈，詩人內心的愛和人道精神也就越是鮮明。正因為
詩人憧憬著人類的相愛與互助，向往著世界的和平，深摯地同情著那些不幸的
戰爭受害者，他對戰爭的憤怒和痛恨才會如此的不可遏制。在戰火硝煙不斷毀
坏著和平生活的現實面前，非馬不禁產生了「黑色幽默」式的表達方式，他甚
至以抒情的筆調如此描繪：「最後一批B-52撒完種走了/冰封的希望開始萌
芽。」而「和平」則正被人們「沿街叫賣」，這嘲謔的表述中深藏著詩人的憤
怒與絕望，此詩的題目與詩的內容形成了強烈的反諷效果：《春天的消息》。
「春天」這一意象所傳達的信息與傳統意義上的語義信息和隱喻涵義之間產生
了极大的反差，在這種反差之間，詩句暗示讀者去追蹤其深層原因即社會原因
和人為因素。而在另一些涉及戰爭的詩作中，詩人將暗示變成了公開的指控，
那些陰險罪惡的戰爭策划者和侵蝕和平的人在非馬筆下化身為「他們」這個代
詞形式。「他們」在淋漓的鮮血中進行著鉤心斗角的政治交易，並且美其名曰
「巴黎和談」（《圓桌武士》）；為了射殺一個逃亡的同胞，「他們用鐵絲網
/在地上/圍建樂園」（《天上人間》）；「他們」在南非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之後
卻要搗毀那些拍下「他們」罪行的照相机（《南非，不准照相》）
……
這樣的詩歌不是用來歌唱的，而是一種理性的批判，是警世的鐘聲。在一首名
為《珍珠港》的詩作中，詩人舉重若輕的筆觸下其實是沉重的擔懮：「聽說腰
纏万貫的日本人/已陸續買下/這島上最豪華的觀光旅館//說不定有一天/這批鞠躬
如也的生意人/會笑嘻嘻買下/這一段血跡斑斑的歷史/名正言順地/整修粉飾」半
個多世紀前的殘酷戰爭已成為歷史陳跡，可是有關歷史的書寫和解讀卻如同沒
有硝煙的戰場。日本軍國主義曾經對人類造成巨大傷害，當今日本右翼分子极
力無恥地篡改歷史，這些都是應當引起世人關注的嚴峻事實。

可以說，非馬戰爭題材的詩歌足以喚起尚存良知的人們的深深共鳴。詩人在表
現戰爭與和平這類題材的詩作中，在理智層面發出了追問和深思；詩中那些冷
峻精練的語言與意象，像一把把投槍與匕首，具有震撼性力量。

(下接 3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