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华人拥有甘密和胡椒种植园；在树胶还未被引进之前，这两种土产是当时这里的主要土产，他们的园地是分布在新加坡的郊区，后来发展到柔佛州去。这种种植园丘也提供了成千上万的华人南来垦植。

华人劳工在这个时期更相继涌入，商人也来此从事经商贸，那个时候，在新加坡社会中，华人职业之广，几乎无一无之，据华汉在《海峡殖民地华人礼仪与风俗》一书中所述当时华人的职业包括：

伶人、卖艺者、艺术家、音乐家、药剂师、书记、管贴、工程师、测量员、传教士、僧侣、医生教员、客栈主人、屠夫、肉贩、胡椒与甘密种植者、樵贩、牛车与马车主、布贩、酿酒员、食物店主、鱼贩、生果贩、渡船夫、卖草者、小贩、商人与代理、油贩、当铺商、家禽商、米商、船具商、店员、洋货商、酒店主人、仆人、木材商、菸草商、菜贩、种植者、市场菜圃人、劳工、烘面包者、磨坊主、理发师、铁匠、船夫、装钉书者、鞋匠、砖窟匠、木匠、家私匠、马车匠、修车匠、牛车与马车夫、烧炭者与炭商、棺材匠、糖果商、包工与建筑者、桶匠、司机与伙夫、金匠、枪匠与锁匠、煅石灰者、泥水匠、席与加央及篮之编织者、酿酒匠、矿商、油漆匠、灯笼匠、脚夫、磨豆者、印刷者、硕莪、糖与甘密的制造商、锯木匠、海员、造船匠、肥皂制造商、石匠、制糖者、裁缝师、制皮匠、洋铁匠、黄铜匠、制阳伞者、承揽殡葬者与墓碑匠、钟表匠、挑水者、樵夫与此柴商、雕木匠与象牙匠、相命者、杂货商、鸦片馆主、小偷、乞丐。*1

——他共列举了一百零四种职业；当时新加坡已经是一个发展到各行各业都有的城镇了。

在19世纪，大部分的华人是住在城市里的；特别是新加坡河南岸的十八溪墘、直落亚逸、牛车水和它的周围一带地方。也有许多华人是居住在市区其他的地方，甚至是甘榜格南的马来人聚居区里也有华人散居。此外，有更多华人劳工是居住郊区的，如现在的义顺、林厝港、蔡厝港、杨厝港等。他们披荆斩棘，垦荒种植。

这些南来拓荒的华人，他们从来就没有忘记他们在中国家乡里的家庭，即使是很穷的华人，他们也会在每一年里省下一点钱寄回家乡里的亲人。因此，专替游子汇款的“汇兑信庄”应运而生，方便南来的华人寄钱回家乡。关于这点，佘有进在他的文章也提到说：“当商人寄回几百元的时化，穷苦的苦力们也会寄回数元或数十元。”

由此可见，当时南来的华人都不会忘怀他们在家乡的亲人。他们不只是寄钱回去而已，他们也很焦急地等待家乡的讯息。

在那个时代，除了土生华人之外，南来的华人仍旧都把中国当作是他们祖国和家乡，赚了钱的，甚至汇钱回乡办学的都有，他们心目中仍抱着“衣锦还乡”的观念。有些回去探访亲友后再回来新加坡，但也有些华人不喜欢回去中国，便在新加坡定居下来。

在1824年，新加坡华人共有3,300人；事实上华人人口正继续迅速增加中，因此到了1901年，华人总共有164,000人，尤其是在19世纪的下半期。但是，大多数从中国来的都是男性移民，他们有的还没有结婚，有把妻儿留在中国家乡；在19世纪晚期以前，很少华籍妇女移居新加坡的，这样一来，在这个年代里，便导致了严重的华人社会问题。

因为到新加坡来的华族移民（包括广东人），大多数没有带同家眷一同前来，所以他们没有享受到群体式的家庭生活。但是远在曹族人的家乡里，人们住在很大的家庭，也就是三代或四代同堂--祖父母、父母、儿子和孙子，这种延续几代的大家庭，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群体，可以给所有家庭成员提供群居生活（或群体生活。）

在中国有一个更大的群体，它的重要性仅次于家庭的，那便是宗教。他们是住在一个或几个乡村，而且彼此有亲戚关系的许多家庭。成为一个宗族的成员是件重要的事。因为属于一个宗族的家庭成员，所以每当遇到困难或是危险的时候，特别是敌对的宗族带来威肋的时候，宗族的成员们可以集合在一起，互相照顾和帮助。

曹亚志看到，来到新加坡的大多数广东移民都是很贫穷的，他们是身处异地的新客，又没有家庭、亲戚和朋友。他们需要靠人帮忙，才能找到住所、食物、衣着和工作。每一个新客都是讲自己的方言--广东话。虽然新加坡有很多人，但是他听不懂其他方言，不容易和别的籍贯的人交朋友，也不容易得到他们的帮忙。

因为这样，所以曹亚志召集了同乡，把他们组织起来，创办了一间同乡宗亲会馆，集会的地点是在劳明达街的曹家馆。同乡宗亲会馆为宗能够为宗亲会员，提供社交上所需要的服务。他们可以通过同乡宗亲会馆和新加坡的宗亲（曹家馆的会员）保持联系。

这曹家馆在上世纪80年代，因为马路的加宽而拆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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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英国的所有殖民大臣和官僚们，无一例外的自以为清高，别人都是“蛮”和“氓”。在他们蔑视之中，华人文化从民俗文化一步一步地自力更生，朝向更高级的文化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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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现在《光华日报》新风版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