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鄉遇故知

   2006～07年間，女兒隨同女婿到美國紐澤西州遊學一年，我藉探親之便到美東走了兩趟。我大學的同班同學鄭醫師住在美國賓州費城，距女兒紐澤西的住處大約兩個多小時的車程。當他得知我要到美東，曾多次與女兒電話連絡，並希望能到紐澤西來看我。

只為了與老同學見個面，來回要開五個小時的車。我有點過意不去，建議彼此電話中聊聊就好。他認為這樣的距離在美國算是隔壁隣居，他們早就習以為常，堅持非要見個面不可。與其拂逆老同學的好意，不如恭敬從命，因此我空出一天的時間沒有安排任何行程，留待與老同學相聚，並約定在山腳下的Minado日本餐廳吃午餐。

我出生在並不富裕的家庭，高中與大學都還靠著打工才完成學業。1967年我大學畢業的年代，美日等國都很缺乏醫生，只要提出申請，很容易就可找到醫院或獎學金，因此我的同學大半都放洋出國，另謀高就。只因家母臥病在床，困頓的家計又須我一肩扛起，出國留學對我來說有如緣木求魚。

俗云：「人生沒有彩排，青春不要留白。」當年沒能喝到洋墨水，確實在我生涯中留下絲絲遺憾。四十多年很快就過去了，回首前程，當年的遺憾似乎也沒有在我人生中留下空白，只不過是塗上不同的顏色而已。四十多年後的今天，大家都已進入垂暮之年，幾位等不及的同學，下課鐘還沒響，就已交卷，早已作古。其他在等鐘響的人，也已將人生的試卷塗得滿滿，五花十色，各呈異彩。到底該塗上什麼顏色好呢？由於再也沒有更改的餘地，況且每個人的際遇不同，人生觀、價值觀也互異，是對？是錯？每個人也都只能默默地接受早已寫就的答案。

過去大家忙著塗鴉，又天涯相隔，少有機會見面。老來大家都已放慢步調，更加珍惜老友相聚的機會。在台灣只要撥通電話，三五好友很快就能聚在一起。在國外由於幅員遼濶，生活方式也不同，因此通常出國為免造成國外友人無謂的困擾，我幾乎不會主動與老朋友連絡。

鄭醫師雖然在美國住了四十年，但他是大學畢業後才出國，畢竟是吃台灣米，喝台灣水長大的，想必還根深蒂固地存在著“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鄉土情懷，也才會在得知老同學要來時，一再地打電話打聽我的行程。他還能將“他鄉遇故知”當成是人生一大樂事，可見他雖身在美國，卻是心繫台灣，只把自己當成是異鄉的過客而已。一位在國外漂泊了大半生的遊子，於今還是滿懷台灣心、鄉土情，怎能不令一些吸盡台灣之利，又將台灣批評得一無是處的台灣人汗顏！

原生家庭對一個人的生活習性、人格成長、生命價值觀有絕對的影響，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許多從小就被送到國外讀書的小留學生，特別是父母必須兼顧台灣的事業，三不五時才能撥空到國外與小孩短暫相聚的家庭。這些小孩從小就在“國未亡，家先破”的孤獨環境中成長，少了父母的愛，缺乏家庭的溫暖，雖有一張黃面孔，但心靈已完全經過西方的洗禮，儼然成了時下最貼切的形容──黃皮白心的香蕉。

這些小孩的家長當初就因不認同台灣的教育體制與鄉土文化，才千里迢迢將他們送到國外讀書，經過一番心靈的改造，終致與東方文化斷了根，當他們長大成人，對於他們所鄙夷的血緣文化或許比西方人還要排斥，當然也就體會不出“他鄉遇故知”的那份喜悅。

很多人認為現在是科技文明掛帥的時代，與時共進猶恐不及，恨不得早一天將迂腐舊有的東西丟掉。可是目前成為西方思想主流的存在哲學，卻已意識到人定勝天的科技文明已飆過了頭，只有回歸老莊所主張的“天人合一”才是人類未來的救贖。我們一味地拾取西方人的牙慧，沒想到西方人反過頭來，將我們視如糟粕的固有文化當成珍寶。當有一天這些糟粕在西方被發揚光大，又成為我們學習的新知時，我們豈不成了歷史的罪人？

鄭醫師是位耳鼻喉科醫師，大學畢業後就到美國。他育有一男二女，全都在美國出生，雖接受美式教育，卻在一個保有東方傳統美德的家庭中成長，多少懂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奧妙，與一般的小留學生是有程度上的差別。他的大兒子是泌尿科醫師，大女兒是胃腸科，跟我們家一樣，大都從事醫療工作，午餐中閒聊也離不開醫療的話題。他雖然已經退休，但目前每年還要繳交二、三萬美金的醫療意外險。

由於臨床工作中存在著許多醫師難以掌控的變數，如果真要雞蛋裡挑骨頭，或許每位醫師都難逃被追訴的厄運。偏偏在美國就有一些專辦醫療糾紛訴訟案件的律師，他們會刊登廣告，慫湧病人，故意去找醫療上的漏洞，然後要求巨額的賠償。不賠則已，賠起來說不定會讓醫生傾家蕩產。為了怕過去的病人再度找上門來，退休後還是不得不投保高額的保險。

台灣與美國各有迥然不同的醫療生態。據我所知，很少醫師會去投保高額的醫療意外險。台灣的醫師難道沒有醫療糾紛？也不怕醫療糾紛？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可是為什麼又不肯投保？原因就在於台灣的醫療糾紛與美國屬性不同。美國可以交由保險公司循法律途徑解決，醫生可以無後顧之憂。因此，他們肯於花大錢買保險。

在台灣除了要面對不勝其擾的法律程序，還得應付黑白兩道的無理取鬧與威脅勒索，那種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的身心煎熬，醫生只要談起醫療糾紛，無不為之色變。處在這種隨時都有禍從天降的恐懼中，美國醫生可以將高額保險費轉嫁到病人身上，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台灣醫生只得臨淵履薄，不敢放手去做，以免惹禍上身。

我從事醫療工作四十多年，經歷過台灣醫療生態丕變的幾個階段。早年的醫生，病人奉之為救苦救難的活菩薩。受到這樣的尊崇，當遇到貧苦的病患，醫生肯於施捨，遇到臨危的狀況，醫生敢於放手一搏。因為病人就算最後回天乏術，家屬也能了然於心，知道醫生已經盡心盡力，感謝猶恐不及，那有可能發生醫療糾紛？

隨著經濟起飛，消費意識跟著抬頭。過去絕對信賴的醫病關係，現在已變成一種金錢交易。病人把看病當成是花錢到商店去購買醫療商品，他們以顧客自居，挑三揀四，貨比三家，甚且要求顧客至上，還得附加無過失責任的保障。這些不一而足的商場陋習存在於既專業又充滿不確定性的醫療中，醫師的專業不受重視，自主性也被剝奪。醫師的尊嚴蕩然無存，那還能提供過去那種充滿仁心德術之附加價值的醫療服務？

自從全民健保開辦後，醫生變成政治鬥爭下的臠肉，在保險人（健保局）與被保險人（病患）之間變成任人宰割的廉價勞工與弱勢族群。保險人給付陽春麵的價錢，要求醫師提供牛肉麵的服務。病人在健保局的誤導下，滿心期待，結果吃到的是沒有牛肉的清湯掛麵。牛肉那裡去了？一定是醫生罔顧醫德，中飽私囊。在這種醫療生態中，醫病關係充滿誤解，使得相互敵對，醫療糾紛怎能不因之而起？

醫生的地位淪落到這種地步，這是貧窮落後國家才會有的現象，沒想到會發生在已開發國家的台灣。更令人匪夷所思，台灣國民非但無視於切身相關的醫療照護被貶抑，甚而為了錙銖的保費而與健保局沆瀣一氣，共同來打壓為他們守護健康的醫師。事實上，天下沒有白吃的午宴，醫生可以虧一時，不能虧一世，當醫生被逼得必須勒緊褲帶時，自己都已自顧不暇，病人也只能自求多福。

當了四十多年的醫生，從早年的風光年華，一路走來，迄今風華落盡。我人微言輕，力又不逮，也只能眼睜睜看著醫療生態一天天沉淪。但在無力改變現實的苟安中，對如何減少醫療糾紛的發生，我自認責無旁貸，宜應對年輕醫生提供些許建言。

首先，由於人命關天，臨床工作中必須專心一志，讓疏失減至最低，也讓病人無可挑剔。病歷要力求完整，醫囑必須清楚寫在病歷上，以求在法律上能站得住腳。

其次，要充實專業學識與能力，要有悲天憫人的胸懷，把醫生當成救人濟世的終生志業，而非致富的捷徑。有能力，又有格調，當然就有尊嚴，也才會倍受尊重。

最後，就算不能視病如親，起碼也要視病如友，因為你看的不只是病，而是病“人”。以人為本，才能讓醫病關係充滿誠意與和諧，進而能化解誤會，降低敵對；少了誤會與敵對，糾紛就能消失於無形。

兩位一別四十年，相距千萬里的老同學見面，雖然生活在不同的國度，但成長在相同的文化裡，使得彼此對醫療生態的丕變有著相同的感受與看法。儘管時空遙隔，卻隔不開故舊的相惺相惜，兩個人談了一個下午，充分享受“他鄉遇故知”的人生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