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唸書時，為了賺取生活費（又身強體壯，不怕死，但有點怕痛），我時常參加人體試驗（human subject experiment），其實除了賺錢，也可以學到很多科學知識，例如說：帶著電子頭盔測腦波（因此不能說話時），疼痛的程度是怎麼測量的；答案是「用看的」，生怕研究人員不斷用更高的電壓來電我，我都拼命看最痛那邊（右下角），一個下午下來，我被電到偏頭痛都發作了，他們只多給了我五塊美金，一共拿到卅五元（約台幣一千塊），嗚嗚～。當然有侵入性（例如在身體內植入一根管子一年，疤痕都還在，不信秀給你看）或是很麻煩的研究（每天都要吃他們提供的難吃食物，為期一週），就可以賺得比較多；如果是簡單又迅速的（例如人工量血壓一次，再用機器量一次，來探討測量的一致性-consistency-），就賺得比較少。不知為何，我常常是研究中最特別的一個subject（就是有嚇死人的不合理指標，但再測一次，仍然是那樣奇怪），常讓研究人員十分傷腦筋。

有關「最特別的一個subject」，就有個好例子：我幾乎年年都會參加我們學校的「校園馬拉松」，我讀了六年（大學四年加研究所兩年），一共參加了五次，只有一次因為感冒而缺席。有一年，我們學校跟文化大學體育系借來一部「體適能」巡迴車，那台車上的設備，可以測量受試者的身體柔軟度、跳躍的彈性、重複同一動作的效率與遇到情況的反應速度等等與運動表現有關的基本項目。我從小就身體僵硬，彈性很差，想必前幾項都很糟。果然，該校的人（可能是體育系學生吧！），就在我的「體適能護照」上蓋上「不合格」、「不合格」…，真是傷人的心，怎麼可以用體育系的標準來衡量我這個「運動阿呆」呢？不過，我在排隊要測反應時間的時候，我發現大家都是燈亮了，才開始準備要跳起來。以分解動作來看，就是：「燈亮-看到燈亮-身體向下蹲-跳起來」。我覺得看到燈亮才向下蹲，其實佔了太多時間，而且只要腳離開踏板即可，沒必要跳那麼高，所以我就先蹲低一點點，分解動作變這樣：「身體下蹲-燈亮-看到燈亮-輕輕跳起來」。別人都的成績都是零點五六秒，我輕輕一跳，居然是零點一秒，呵呵。雖然大家都說我有作弊的嫌疑，但是我其實只是捉到了一個竅門而已，於是我的體適能護照成績，就是最奇怪的了，什麼都不行，有一項分數卻是超高的。不過這也沒有什麼好得意的，整體成績還是斗大的三個字：「不合格」！

我參加過的人體實驗其中最爽的一個，就是政治科學系的一個心理實驗。基本上，它就是測試「人性本惡」的一個研究，證明社會上佔有優勢的人，都是天生的保守派，在多數國家裡，自由派往往都是長期的少數。在我們華大的政治科學系，有一間實驗室通通都是電腦，他們用內部網路來做實驗。每個參與研究的人一開始是平等的，各色人種排排坐、一人一台電腦，手上都有虛擬的美金五塊錢，電腦會隨機指派你是多數黨（或是統治者：dominant）或是少數派（或是在野黨：minority），然後在有限的時間裡，讓你們來些協商大家手上的錢要怎重新分配，之後就做表決（當然是多數黨一定贏啦！）。在「個人資源最大化」的原則之下，每當我被分配到的角色是少數黨時，我就大力鼓吹平分，然後匿名表決；而當我被分配到當多數黨的時候，我就對別人的溝通充耳不聞，表決時…，哈哈，我當然是全部都要！這樣幾回合下來，實驗終了，研究人員就一個一個唱名，發支票。一個個領了支票，離開實驗室了，最後只剩我一個人，我問他為什麼我最後拿支票，他微笑說：「因為你拿到最多！」是的，我拿到了十五塊美金。

那時我才知道，若只談個人利益，以協議與表決的方式來做資源重新分配時，我是那場研究中最邪惡的人，原來台灣人是最奸巧的，呵呵。但我其實沒那麼壞啦！只是我按照他們訂的遊戲規則，盡量顯出我的「本性」而已。我也知道這個研究有個缺點，那就是：表決是不透明的，大家沒有什麼途徑來知道表決的結果，與誰決定了這個遊戲的結果。

這只是個有趣的小研究，但卻牽涉到「公平」這個很大的社會命題。我接觸的人中，大多數是所謂的「天之驕子」，不管是地緣的、政治的、經濟方面與教育資源等，在各種領域佔著很大的優勢。當然他們覺得他們的能力比較高，在受教育的過程中比別人努力，所以享有這些優勢是理所當然的，他們也想要經由個人的努力或資本上的投資，為自己的子女找到更好的競爭立足點。然而，回過頭來看，在社會中弱勢的人，若是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悲之處」，有時其實也是不無道理的。但就怎樣才是「公平」，卻是人言言殊，有很大的討論空間。當然這個社會也不是人人一開始都有平等的資源這樣簡單，人緣、外貌、EQ、智商、興趣、天份與機運等，也會影響到競爭的優勢。但我們這個社會夠透明，對於公平分配資源這件事有過充分的討論嗎？

答案是：好像並沒有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