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消解與重塑：評童偉格的《西北雨》

◎柯品文（國立高雄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本文刊於國家圖書館新書資訊月刊,2011年1月號】

一、無處可去的心靈邊緣人                             

本書的書封即寫著「敬啟者—我們潦草塗寫：世界太大，我無處可去。」正也說明童偉格寫作此書的當下心情，一種想放逐或逃離的自我，但又真正徹底的「無處可去」。但另人好奇的是，究竟為何會無處可去？又究竟作者在此所指的是人的外在肉身的無處可去，還是其內在心靈之中，那隱然不可預知的巨大的孤獨，無從被自我真正的挖看與救贖？

作者童偉格，北縣人。台大外文系與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碩士畢業，現就讀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班。作品〈王考〉獲2002年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大獎，〈暗影〉獲2000年全國大專學生文學獎短篇小說參獎，〈躲〉獲2000年台灣省文學獎短篇小說優選，〈我〉獲1999年台北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其長期以來的創作上，著有短篇小說集《王考》、長篇小說《無傷時代》與舞台劇本《小事》。

從作者童偉格這一路上的研究與創作的路線來看，作品主題上以「邊緣人」作為書寫的題材更是屢屢被他把玩在書寫的小說題材中創作，而筆者在探討童偉格這一系列邊緣人的書寫議題之時，在其作品當中那個與其邊緣人對立或相生的「我」（這個文本敘述者）也成為閱讀文本時不得不被審視的角色。

特別的是，在《西北雨》中，作者大量書寫到「死亡」這個議題，並試圖將死亡的意象聯結親人間生命離別的每一瞬間，其小說中寫到：「在這個世界上，我認識的第一個活人，是我的母親。我認識的第一個死人，也是我的母親。」（卷首，頁7）作者表面看似冷酷的以死亡作為對母親的介紹與認識，事實上，所真正對應的是自我與親情距離的思考。從祖父、祖母的故事一直寫到父親與母親，敘述者「我」對於自身家族的親人，看待其間的關係不只是以「死亡」的存與廢來作為彼此存在價值意義上的確定，且也透過彼此的依存關係來重新思考彼此的角色位置，如同文中所寫：「我猜想，這是我父親最深的恐懼：他無法真的遺棄，那早已被生死兩界都離棄了的。我寧可相信，是因為這種恐懼，那一天，父親才會把我丟在路旁，不願與我同回山村。」（卷上，頁32）這段文字中作者透過父親對兒子的丟棄，將彼此各自的存在視為是一種「棄／不棄」之間的彼此，以及彼此間的邊緣化過程。

處於一種無處可去的心靈邊緣人書寫的思維下，作者在文本中透過敘述者「我」開始進行自我內在的意義建構，其中包括詞彙判讀的自我概念的重塑：「但是，『恥辱』哪裡去了？『仇恨』哪裡去了？還有，『憐憫』哪裡去了？他用村語和母語交替想著這些詞彙，愈來愈覺得自己像考古學者，憑空洞的詞猜想並不存在的獸。」（卷上，頁46）與自我姓名的再認同。

二、真正的自我究竟該何處覓尋？

筆者細讀本書《西北雨》，發現到作者所真正欲透過書寫所表現的應是自我的定位與挖掘，而透過自我的定位與挖掘後，那個真正的自我又該如何尋覓？

作者像是透過「過往已死之記憶」與「現在仍生之記憶」試圖重塑「未來幻生幻死之可能的自我」，這樣的文本書寫當中，其內在自我重塑猶如一種心理書寫與療癒的過程，誠如書末駱以軍對其評論道：「所以這是一個『自己』之書。但那又是一個魯佛的《佩德羅．巴拉莫》的世界，所有死去亡靈的追憶、懷念、遺憾，全部進駐這個唯一活人（甚至他發現自己也早已死去）的意識。『我』負載著這所有沉默無告的祖先們那麼巨大無垠的苦難，『自己』是遺忘的荒原最後一隻稻草人，最後一根鹽柱，但我難改自己血液基因裡那善於苦笑、沉默、原諒，和敬畏海天的天性，『我已經無話可說了』。『我』，假定是複製自他人生命的贗品；但同時對抗這種複製，形成了楊照所說的「廢人存有論」：不給人帶來困擾，不與這世界發生過多不可測的連繫。（注釋一）」駱以軍並透過楊照所說的「廢人存有論」點出作者在本書中的自我的切割與分離，並以此得以達成自我的重塑與整合，包括其中所被書寫到的犬山和光武島交錯著那個猶如是敘述者我，那個像是活在神話時期的父親，其的活著的足跡與記憶，以及那些猶如史前時期的軍隊，以及火車、鐵路、村落、校園、家與親人朋友，將那充滿台灣鄉村包括孤島與山村交錯相融色彩的背景舞台，捏塑家族中每個人成為彼此亟欲擺脫而不能的生與死之記憶夢魘，將現實隔在一天光靜好的記憶荒墟當中，一再重複的昨時今日與來日，或一場生離與死別的永恆之睡眠，也成為自我心靈內在那最溫暖的原鄉源頭，也都在在成為作者筆下一種形塑自我存在的對應背景或擺飾，可以說，作者書寫本小說的部分意義在於拼組這些零碎的記憶景象與碎片，將之成為得以縫補自我存在意義之成型。

另外，關於文本之中那關於土地與人事的轉變，在小說裡也是作者試圖與讀者對話與思考的重要部分，例如文中寫到：「許多年後，他將以自己的方式，長成一個自己希望長成的人。那時，已經沒有任何一塊土地可以啟蒙他；沒有任何一段來自土地的故事，可以撫慰他，娛樂他。他感覺自己陷在一種所謂『鄉愁』的缺憾裡，時常疑心，似乎，他人身上，沒有任何一種對自己有意義的情感。」（卷下，頁171）這段文句中的「似乎，他人身上，沒有任何一種對自己有意義的情感。」不只是對土地、對故鄉或對自我，作者透過文本所設定的「他」在年輕的時候死去，並彷彿透過身上一只海王木偶來托生，死與生便在虛無與真實的幻界飄渺起浮，於是寫到：「死掉之後，世界變寬了，與角蜂、螞蟻、蚯蚓等小小生命，住在大大的蠻荒裡。……（中間略）是年，祂夢見自己，知道自己將會勉力走到最遠最遠，折返回那個因祂而蠻荒的家，去向他們經歷不到的久遠的將來。」（卷下，頁229-230）且為了尋覓自我的真實存在，作者透過敘述者將自我進行切割，自我即成為一個「生的我」與一個「死的我」在相互凝視與對話，其中「祂夢見自己變成父親，變成祖父，越過所有死去的年輕人，已成路人家族的最後一員。」（卷下，頁232）書寫至此，成小說中漫行於永恆離棄之途的一家數代人（包括祖父祖母 / 父親母親 / 敘事者「我」）不只給作者自身許多想像與虛構的書寫題材，也是跨度相同歲月的敘述者「我」，所帶給予讀者重新審視自身與家族，與其所居的鄉土更多的思考與關照的再省思。

三、以記憶進行自我的消解與重塑

小說家童偉格從《王考》、《無傷時代》到本書《西北雨》中，無論是逞馭變化的魔幻想像，或以鄉野傳奇拼組詩意的語彙，其慣常於將一瞬時間或短暫的霎那之時以想像的虛擬之筆無限拉長並進行重新的咀嚼，本書《西北雨》的寫作在宛如暴雨將至的氛圍中，書中所設計的人物彷彿個個雖生猶死，終僅能依賴著記憶的碎片如鬼魅一般的行屍走肉般的活著，而活著的目的是為了「重建自己」，如文中所寫：「那時，我就起身，坐在桌前，思索記憶中所剩無幾的往事。我重建自己，猜想自己來自幽冥，或比那更難料的所謂愛，大概為了搞笑，父母命名我為許希逢。」（卷上，頁49），依著記憶重建自我的過程中，但最後竟然都在「記憶」的召喚下，而記憶也成為這個無處可去的邊緣人最終心靈的依歸之處，與生命意義贖還的所在，如文中所寫「幸或不幸的是，在這注定誰都無法活著離開的世界裡，記憶力也許是最終的贖還。」（卷上，頁51）透過記憶，死去的親人得以在「我」這個文本敘述者的回溯中復活與甦醒，正如駱以軍所言「『我全部想起來了。』從無言、失語而至這整個小說最後滔滔不絕的描述，『我』成為那個之前因舌頭賈禍的海王，喚起所有人的記憶，『我深感抱歉』。『我』睡著了，在夢中造鎮，又用小圓鍬鑿毀整個島活人與鬼魂的阻礙；『我』，一種贖回的意志；『我深感抱歉』，為著同時祭起這驚擾亡魂而融化已凍結的時光，讓不知自己已死的親愛之人們重演活著的時光。（注釋二）」文中最後這段「為著同時祭起這驚擾亡魂而融化已凍結的時光，讓不知自己已死的親愛之人們重演活著的時光。」

可以說，《西北雨》本書其所言說的正是文中最後那個跨越時空界線，從死者國度被思念與記憶用力喚回到小說文本敘事當中的沉默親屬們的故事，除此之外，作者童偉格真正在意的，恐怕正是與回憶相對那些親人的死亡時間的凝結，無論是小說卷下所大量書寫到的現在時間，或卷上所展現的父親存活過的過去，書寫緩慢進行中的記憶回溯之中，其所捕捉的即是一個自我不斷消解與不斷重塑的自己。

注釋：

注釋一：駱以軍：〈贖回最初依偎時光（代跋）〉，摘自童偉格《西北雨》（台北：印刻出版，2010年），頁239-240。

注釋二：駱以軍：〈贖回最初依偎時光（代跋）〉，摘自童偉格《西北雨》（台北：印刻出版，2010年），頁241。

參考書單：

童偉格：《西北雨》（台北：印刻出版，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