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文玲家，過了短短的人行地下道，順著河堤上方的小路往捷運站的方向我們故意慢慢的走著；霞莉和兩個與她一般高的女兒走在前面：為娘的在中間，一邊挽著一個寶貝。我、朱秀、薇薇也是一般高的走著，並且像大學下了課要趕著去親親麵包店填充飢腸轆轆的肚子一樣的挽著走著。二月末，潭邊自然有風，還送來微微的水氣，三個年近半百的女士卻倍感溫暖。

那年我們十九歲….嗯，應該比十九還小一點點，那年，民國七十一年。時間，沒有錯亂失序；人，也沒有過於老眼昏花，但對於我們相識就快三十個年頭卻隱隱然有些錯愕──怎地隨便用個單位都是好幾十？

妳刻意穿著白衣白褲留著俏麗短髮倚著宮燈教室紅柱子擺姿勢的那張照片就像昨天才洗出來不是？霞莉。

那節研方課妳遲了些進教室，剪了個一邊長一邊短的髮型，好看極了──雖然我那時跟妳還不熟，薇薇。

「晚上土木系舞會，一起來吧？還有，你好漂亮！」「哪有，你們北部的比較會打扮。」那年妳老是喜歡用兩個金屬的髮夾整齊的把頭髮往兩邊娟秀的夾上，忘了吧？朱秀。

腦袋像是永不停止的播映器，我竊自懷疑比youtube還好用。

新店到台北車站的距離怎麼就幾句話的時間？快的惱人！

朱秀要去搭高鐵，我要轉乘火車回家，薇薇要出站，我們仨在人潮中緊緊相擁道別，有一瞬間，我覺得車站是靜止的，同時我竟微微鼻酸眼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