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是相思林？

「相思林事件」是東海學生運動史的里程碑，對後來整個東海校園的空間運動，有極為深遠的影響。如同上一章所述，在這之前還發生過「約農河加蓋事件」、「新宗教中心事件」以及東潮用地下刊物爭取言論自由的行動，但是都未能促成類似「相思林事件」這樣巨大的行動規模和對校園的影響力。為何「相思林事件」會產生這樣巨大的運動能量？其中原因可以歸納為下列幾點：

1.三月學運後的社會情境與氣氛

從「資源動員」的角度來看，自東潮分化、地上化之後，校園環境逐漸開放，學生挑戰校園威權的風險大為降低。加上「三月學運」充分樹立了學生運動的正當性，肯定學生對於公共事務採取集體行動進行變革的必要性，這些都直接或間接地鼓勵了校內學生的行動。因此相較於之前的校園空間事件，學生會在「相思林事件」中採取更積極的行動，其實並不意外。

另一方面從校方應對學生行動的態度，也可以看出社會氣氛的轉變。在「東潮時期」嚴厲抨擊學生行動的梅可望校長，面對校內對「出賣」相思林的反彈聲浪，不是明快直截的壓制，反而先徵詢行政會議意見，討論應如何辦理，還要求訓導長至學生公聽會上說明。從「搶救相思林行動聯盟」組成之初，東海校方就對學生遊行一事採取否定的態度。但當學生再次集結，決定繼續進行遊行，校方卻未馬上祭出校規，反而梅可望校長還在校長室前等候學生。雖然事後證明校方對待遊行的態度是「前恭後踞」、「先君子，後小人」，但是這種精細拿捏進退分寸，以免事態擴大的行政管理手段，顯現了對待學生運動、群眾運動態度的轉變，同時也創造了許多模糊的空間，間接地鼓勵了學生的行動。

2.外敵入侵與背叛者的想像

筆者認為整個「相思林事件」的文化邏輯，和當年梅可望校長領導的「電鍍廠事件」其實是很近似的，兩者都奠基在一個界線分明的共同體想像上，學生們對校地分割、出賣給郵政總局的憤怒，和對電鍍廠可能帶來的污染的恐懼，在情感上都出於對侵入共同體的外力的強烈拒斥。這個「東海大家庭」的共同體想像起源於1970年代的「未竟的探討」，而梅可望擔任校長後，又試圖強化這個共同體的想像。雖然也許在很多老東海人看來，梅可望校長帶領東海走向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路。

但和「電鍍廠事件」不同的是，「相思林事件」多了一層對私通外人的背叛者的聲討層面。在共同體想像樹立的內/外、自我/他人的界限中，逾越界限的背叛者是會引起強烈的恐懼和憤怒的。在「東潮時期」制訂的「東海大學維護團結和諧方案」中，就可以看出類似情緒動力的運用。而在「相思林事件」中這樣的動力則指向領導全校的梅可望校長，則其所引發的情緒反應更是強烈。共同體想像的情感除了刺激學生的行動基進化之外，同時也把另一個重要的社會力量拉進事件過程中--東海校友。

3.校內多元團體的聯合與校友的聲援

前一章中曾經提到，東潮的分化與地上化，意味東海校內學生運動由草莽的單打獨鬥走向多元的連結，這可從參與「相思林事件」的學生團體包括了：人間、環生社、生物系、社會系、野鳥社等各種不同性質的團體看得出來。參與團體的多元化使得資訊的傳遞更快速，論述內容更深化，群眾動員的規模也更龐大。

尤其在「相思林事件」中，學生運動還取得了校友的支持，增加了學生行動的正當性，同時也對校方和郵政總局形成更大的壓力，很快的使事件上升到媒體全國版的地位。因此東海校方雖然否定學生遊行的行動以及「620宣言」中的強烈措辭，但又委派領導遊行學生代表學校北上和郵政總局談判，充分顯現了面對學生和校友連結的力量的兩難。

4.新宗教中心事件的餘波

最後，我們必須考量到在「相思林事件」之前，1987-1989年間的「新宗教中心」事件的影響。這可從參與遊行的社會四的同學，於行動結束後發表的「紛亂的告白」一文中看得出來...。

如同前一章所述，由於「新宗教中心事件」而起的爭執並未隨著建物動工而落幕，反而製造了學生對校方工程建設的不信任，以及對校方利用的寒暑假動工「強渡關山」的提防。而學生發現相思林被砍伐時正在期末考前一週，緊接著就是無法進行任何動員的考試期間和暑假。「新宗教中心事件」的陰影，加上期末考前的時間壓力，使得學生的行動快速地基進化，促成了東海校史上第一宗校內抗議遊行活動的發生。

一個最不適宜學生行動的時間點，促成學生最基進的行動，這樣弔詭的結果在九年後的「118停車場事件」再度重演，巧合的是：事件發生地點一樣是相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