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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24 04:16:46Mann

誰的歷史 ?

   很久沒談歷史了,曾經寫過四五篇談歷史的文,今天只是從歷史學的角度讀讀寫寫..讀完之後,沒事想問的是讀者真的了解或完全掌握了別人所寫的詩文背後的語意了嗎?!還是那些其實是讀者自己的主觀看法與一廂情願的解釋呢?!

    一般來說,現代史學的確立,可謂始自1830年代的德國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這一位名震天下的歷史學家,其實起初並不喜歡研讀史學,原因是他覺得過往的史學「水分太多」,亦即「神話太多」。但是,他並未因此離開史學研究,決心進入並努力改造史學,使之成為一門嚴格的科學。蘭克把科學方法導入史學,是受到19世紀的自然科學影響。他在自己的首作《拉丁與條頓民族史》中表示,治史在於追求知識,了解真實發生的事情而已,而不在於借鑒歷史,甚至人們在研究歷史的重點,也不在於找出歷史發展的規則和因果關係,只要如實重現過去即可,至於發現歷史規則的工作應該屬於哲學家,而不是歷史學家的工作。

      蘭克的治學宗旨,就是把過去的真實事件巨細無遺地重現出來,追求絕對的真實性和客觀性。基於這一點,他有理由把自己的史學稱為「科學的史學」,因為科學無非是追求真實性和客觀性。是以,其所奠基於科學理性的歷史哲學觀,特別強調客觀、講究證據,並在大學具體教授如何使用歷史檔案,重建歷史真相。由是,蘭克的史學又被稱為「客觀主義史學」、「科學的歷史學」,原因就是他主張歷史研究,務必援用原始的、第一手資料,特別是一些由事件目擊者所記錄的書信和檔案;同時人們需要對自己所採納的資料來源作嚴格的來源考證。愈是直接的資料愈是可信,反之,愈是間接的資料便愈不可信。蘭克的學說在清朝時經日本傳入中國,對當時重視乾嘉學究的中國學者產生不少影響,後來亦影響到史學家傅斯年。

      此後,儘管不斷遭致各種哲學觀的價值批評,直到1960年代,總體上歷史研究的主流信念主要仍定位於一元論:歷史的科學性與客觀性、歷史發展的規則性與普遍性。此一期間,即令「社會史研究」和「歷史相對論」別出另路思維,企圖打破上述主流史學中的絕對主義,但始終不曾根本否定或動搖歷史的客觀性此一典範。

      然則,從1960以後直到1990年代,此一期間開始急轉直下,「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或「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浪潮的蜂擁而至,蔚然可觀的哲學觀點,沛之莫然能禦的研究成果,終致產生對於歷史學研究的重大撞擊作用,甚至產生「典範位移」(paradigm shift)的衝擊效應。因此,美國普林頓大學著名的歷史學家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不得不發出警語:後現代主義的挑戰,已然導致歷史學本身陷入了一場惑於所為何事、以及如何為之的自我信心危機。

      後現代主義。作為一種文化思潮來看,針對啟蒙運動科學理性的西方現代文化,展開了強而有力的批判。尤其是在建築學、文學批評、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律學、教育學、人類學、歷史學等諸多領域,就當下的後現代境況,均各自提出了在其理論範疇中自成體系的論述。他們分別各自都反對以特定方式以承續固有或既定的理念。準此,此一思潮也衝擊了歷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並且主要體現於兩大面向:一是反對現代西方一元論、絕對主義的主流歷史哲學解釋路徑,質疑所謂「大敘述」和「後設敘述」的歷史理論公設(axioms),認為它們無非是一種「偽裝的西歐中心主義」。二是針對史學研究哲學中理性主義,並提出進一步質疑此一「分析式歷史哲學」思維中所強調的「真實性」與「客觀性」。他們主張,由於語言使用的緣故,歷史學家的研究工程與文學創造,在本質上其實並無二致。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可說是此一後現代主義史學研究的首開先河者,一方面吸取當時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的語言學理論,二方面並大量援用文學批評理論,從語言問題與表述方式的層面切入,另外提出一套別出心裁的「史著詩學」,用以建構解析史學著作的新方法論,並重新思索歷史知識的各種問題,使他有別於先前分析式歷史哲學的路徑,為往後的敘事派歷史哲學的理論發展奠下根基。

      海登•懷特,密西根大學哲學博士,美國史丹福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加州大學聖塔克魯斯分校歷史系榮譽教授,當代美國最著名的學者之一,新歷史主義最主要的批評家,被譽為「在文化理解和敘事的語境中,把歷史編纂和文學批評完美地結合起來」。他廣泛吸收哲學、文學、語言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建構一套比喻理論(metaphor theory),用來分析歷史文本、作者、讀者、揭示意識形態(ideology)要素如何介入歷史學的種種途徑。他早年研究中世紀史和文化史,1960年後涉足歷史哲學領域,是當代西方最著名的歷史哲學家之一。其最知名的著作為:《後設歷史:19世紀歐洲的歷史意象》(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1973)。內容主要在於分析19世紀的歐洲歷史,並探討其中記載的意識、敘事等等,並將歷史當做文學作品而分析。懷特拒絕「後柯琳伍德的歷史哲學」(Post-Collingwoodian philosophy of history),他不接受歷史當中有所謂的因果論(causality)。他意圖返回自認以往被拋棄的歷史與哲學文本,要求歷史學者擁有語言學的懷疑主義(skepticism),並質疑他們所使用的語言。他最重要的觀點在於:「歷史並非事實」,而是經過人為主觀塑造出來的成果。面對當時史學研究依循舊典範的絕對主義,相信歷史著作便即代表客觀事實,懷特在此一主流當中脫序演出並提出另類的全新觀點,從而震撼並挑戰學術界的主流典範,從此引發震盪式的廣泛爭議與討論。由是自1980年代以後,轉折並出現了諸多重要的史學發展潮流,諸如:語言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敍述再興(narrative revival)、乃至挑戰史學根基的後現代史學等等,都與此密不可分。甚至可說,就是懷特主導了1970年代以後歷史哲學領域中的語言學轉向,並將歷史主義思想帶入文學批評領域,成為跨學科研究的新典範。

      結構主義。在整個1940及1950年代間,沙特所推行的存在主義占據著哲學的主流地位,至於功能學派則在社會科學中佔有主流地位。二戰以後,尤其是在1960年代,結構主義開始衝擊法國並顯示出優勢,最初在法國流行,繼而在全球範圍內傳播開來。由於人類學界的李維史陀(Strauss)的努力,結構主義這種脫胎於結構語言學(structural linguistics)及符號學(science of signs)的思潮,結構主義也打破了歷史優於地理的哲學傳統,一時便滲入到各個領域當中,故有人戲稱結構主義為「超級方法論」。當時,文學及藝術界有羅蘭.巴特(Barthes),心理學界有拉康(Lacan),歷史學及思想史界有傅科(Foucault),政治思想界有阿圖塞(Althusser),故人稱「結構主義五巨頭」。結構主義企圖探索一種文化意義究竟是透過什麼樣的相互關係(也就是結構)以表達出來。結構主義主張,任何科學研究都應該超越事物現象的本身,直探此一現象背後所操縱全局的系統與規則,尤其是社會與文化現象,不僅只是物件和事物的總和,其實這一些物件和事物背後都另有涵義。根據結構理論,一個文化意義的產生與再造是透過作為表意系統(systems of signification)的各種實踐、現象與活動。一種發展迅速但爭議不斷的一種運動或稱風潮,在1960年代快速崛起,但在1980年代迅即失去風采,然而踵續其後隨之而起的各種理論,莫不與其有密切關連。

      克勞德•列維•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除了被稱為「現代人類學之父」,他所建構的結構主義與神話學不僅深深影響人類學,更對於社會學、哲學和語言學等學科領域均產生深遠影響,所以也被稱為「結構主義之父」。1945年,史特勞斯發表了《語言學的結構分析與人類學》,第一次將結構主義語言學方面的研究成果運用到人類學上。他把社會文化現象視為一種深層結構體系來表現,把個別的習俗、故事看作是“語言”的元素。他對於原始人的邏輯、圖騰制度和神話所做的研究就是為了建立一種「具體邏輯」。他不靠社會功能來說明個別習俗或故事,而是把它們看作一種「語言」的元素,看作一種概念的體系,因為人們正是通過這個體系來組織世界。他隨後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了其他學科對結構主義的高度重視,於是到了1960年代,許多重要的學科也都與結構主義發生了關係,從而爆發了一個如火如荼的結構主義時代。

      李維史陀的理論認為,文化就是一套象徵性的溝通體系。他有大量的著作:《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1949)、《熱帶的憂鬱》(1955)、《結構人類學》(1955)、《野性的思維》(1962)和《神話學》(四卷本)(1964-1971)奠定了把結構主義方法引入社會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礎。李維史陀的學術作品儘管確有其艱澀之處,《李維史陀:實驗室裡的詩人》一書,無疑是對於李維史陀的最佳詮釋的側寫。書中介紹,李維史陀在1908年出生在一個猶太人家庭。求學時代熱切參與政治,投入學運。1935年應聘於巴西聖保羅大學,啟程遠赴南美,接觸到歐洲以外的世界,包括1930年代正在發掘自身文化根源的巴西知識與藝術圈。他踏入田野,接觸南美洲印地安部落,這些經歷後來寫入了《憂鬱的熱帶》。二次大戰爆發後,李維史陀流寓紐約,與流亡知識圈包括語言學家雅各布森、超現實主義者布勒東等人密切往來,戰後甚至還曾短暫擔任法國外交部文化參贊。豐富的半生經歷塑造出這位二十世紀學術大師。李維史陀並非書房裡的人類學家。他曾經親歷幾乎摧毀文明的戰爭,且深入走進荒野與非歐洲文明的旅程,讓他跳脫歐洲本位的思考,他自己就曾說:「把我造就為一個結構主義者的,與其說是畢卡索、布拉克、萊熱和康丁斯基的作品,不如說是石頭、花朵、蝴蝶或飛鳥帶給我的啟發。」對李維史陀來說,人類學紀錄原住民文化並不是目的自身,而是為了要從人類的思想、文化產品、社會關係、甚至物理世界中探詢出「結構的回聲」。

      傅科(Michel Foucault),法國哲學家和歷史學家,曾任巴黎第八大學教授,1970年起任教於法蘭西學院。結構主義蔚為主流時期,他是最年輕的「結構主義五巨頭」之一。及至結構主義式微以後,傅科的主張卻總是能夠日新月異、推陳出新,與「後結構主義」(post structuralism)和「新哲學」(nouvelle philosophie)並駕齊驅,所以被稱為「1970年代的沙特」。

      傅科學說特色,在於結合了歷史學和哲學,透過全新視野看待知識、權力與機構(institution)之間的關係,以使人們了解個人自由的可能與可貴。早期傅科曾深受黑格爾傳統(Hegelian tradition)的影響,從歷史的觀點來探究有關於人的問題。後來,又從尼采(Nietzsche)的主張中獲得啟發,企圖掙脫結構主義本身的哲學困境,轉而專注於研究慾望、權力、知識,並對西方文明中自啟蒙時代以來所強調的理性產生強烈的懷疑,進而輕視所有以此理性主義、科學主義、邏輯實證主義為基礎所建構的理論。他的主要著作有:《瘋狂與文明》(1961)、《事物的秩序》(1970)、《知識考古學》(1972)、《紀律和懲罰》(1977)、《性史》。 

      傅柯在研究方法上,質疑傳統史學的縱向延續式研究法,建構自己的「知識斷層學」以側重橫向論述的斷裂研究法。傅柯強調並主張歷史是斷裂的,注重歷史變遷性的探討,他曾批判歷史影響的因果論,傾向於「共時性的研究。他的研究題材多數都是以歷史為主題,卻又極力抨擊歷史學的方法論與知識論。台灣關於研究傅柯的成果與份量,以西洋文學、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居多,史學界反而屈居少數。

      1960年代,他憑藉醫學知識的訓練,致力於解釋「精神失常」,並開始質疑理性主義,《古典時代瘋狂史》就是成名代表作。傅柯發現,瘋癲的定義與世人對瘋癲的處置,因社會型態、文化模式,甚至經濟結構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不僅顛覆了理性主義的意識形態,從而質疑真理的存在。《臨床醫學》一書中,傅柯藉由醫療史的研究,已經開始質疑傳統史學的「縱向歷時性」思維,認為歷史發展與知識體系存在嚴重斷裂的現象,每個時期都是獨力發展、互不相屬,並不具有連貫性,其間也沒有邏輯關聯,因而不認同傳統史學的「連續史觀」,逐漸形成一種橫向的「共時性史觀」。只是傅柯看待歷史演變存在著許多斷裂或空檔,若是專心去研究這些人事的斷裂現象,反而容易見到歷史的真象,歷史的連續性觀念其實是史學家們一廂情願所建構起來的。但是,許多評論家卻也指出,傅柯利用符號形式與強調「共時性」概念,其實與結構主義如出一轍。不過,儘管他也無意想以斷裂史觀取而代之。因為沙特曾經戲評傅科的斷裂研究法,如同「幻燈片取代了電影,連續的靜止取代了運動,只有片段的影像,沒有故事的連貫性;同時,沙特也評論傅柯的建構的知識形構層次的認識論,認為他其實只有描述與解釋了知識形構的現象,但是對於新舊思維如何過渡的知識形構的原因卻根本缺乏解釋。

      在《事物的秩序》及《知識考古學》的研究領域,擴及話語論述、知識形構、歷史的三大範疇,並採用知識斷層學方法,對於近代西方啟蒙思想以來居於正統地位的與理性主義進行了猛烈批判。1970年代,改採尼采的系譜學方法,強調權力意志與身體的關係,以《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及《性史》二書為其代表作。1980年代,傅柯思想焦點轉向「自我倫理學」,不再全盤否定啟蒙思想的貢獻,此時期則以《性史》為其代表作。他的研究多以社會上的異端或邊緣的人、事作為觀察對象,諸如精神病、病人、罪犯、性意識等,試圖對整個西方現代文化進行考察,並質疑資本主義下的階級意識、理性主義、效率功利傾向、權力知識的宰制力。無可否認,傅柯以歷史材料背後所隱藏的集體意識作為考察對象,對於今日歷史學的社會史、思想史、史學史等研究領域均產生啟發性,而激發了新的研究領域與方法。

      黃瑞琪的研究指出,傅柯在〈主體性與真理〉一文,藉著說明希臘羅馬時代的個人自白、自省、忠告等文獻,對他的真理觀有比較集中的表述:(1)真理並非根據與現實的一種符應(a correspondence to reality)來界定的,而是一種內在於原理原則的力量,這種力量必須在一種論述中被發展。(2)這種真理並不是隱藏在靈魂最深、最模糊處的意識後面或下面的東西。這是一種在個人前面當作一種吸引點的東西,一種吸引他趨向一個目標的磁力。(3)這種真理針對同時作為知識主體和意志主體的一個自我的構成。真理係知識和意志的統一理係知識和意志的統一。(4)真理的目標並不是要去發現個人裡的秘密,而是通過記憶的呈現和話 語的效力,真理成為一種真正的力量。(5)自我不是要被發現的,而是要被構造的,通過真理的力量來構造的。因此,他的真理觀,一方面並不是純粹「認識論」的真理觀,同時也涉及「存在論」及「行動論」等,另一方面這種看似歷史研究不僅涉及歷史細節的考證,也涉及該研究在當代的實際效果(contemporary eff ects)。傅柯的真理觀包含了他的知識考古學和歷史系譜學兩方面,可以稱之為「歷史實效論」。

      傅柯通過對歷史進行考古學式的考察後,得出一個令人不安的結論︰「人」是新近發明的產物,將來亦有消亡的可能。這個就是傅柯著名而駭人聽聞的「人之死」,他在1966年出版的《詞與物》結尾寫道:「人將被抹去,如同海邊沙灘上的一張臉」。書中指出:人既不古老,因為「人」只是一個半世紀前新近的發明;也不永恆,因為「人」行將消亡,只要變動建構「人」的條件配置,知識形式和學科的配置就可以把由它們所組建的對象「人」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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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  參考資料太長~所以目前暫時不列~所以也只能暫時名之曰讀書報告~因為現實生活忙於公務.所以有關上文的其他各種問題.暫時無法回應.我只是提出梗概式的描繪性文本.

按2~ 只是讀書報告.所以不寫感想.不過如果真有耐心讀完.想問讀者真的了解或完全掌握了別人所寫的詩文背後的語意了嗎?!

上一篇:「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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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馬氏 2021-08-25 22:27:24

以前讀書我的歷史課是讀不懂的,等年紀大了人生閱歷也就漸漸想通了歷史,而且覺得歷史很重要很有趣,舉個例子來說,1945年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老蔣以德報怨,這應該是大內宣,也就是國民黨寫的歷史,看老美寫的這段歷史就可知,日本是向老美投降,並不是向中國投降,日本應該不認為是被中國打敗,所以戰後中國並不能向日本要求什麼,當時老蔣這些政客乃發明了以德報怨進行大內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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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國際的,涉及全球絕大多數的國家。包括所有的大國,並最終分成兩個彼此對立的軍事同盟─同盟國和軸心國。

1943年11月開羅會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曾就廢除日本天皇制度的問題徵求中國領導人蔣中正的意見,蔣中正謂戰爭的禍首是日本軍閥,國體問題可待戰後日本人自行決定。所謂「以德報怨」可能是緣自於此。不過,戰爭末期,羅斯福已經過世,杜魯門繼任並決定投下兩顆原子彈。

就遠東地區來說,美國的歷史稱之為「太平洋戰爭」。在國民黨及其大陸時期主政國民政府的歷史來說,稱為「中國抗日戰爭」,或稱「日本侵華戰爭」;但在國際上稱「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稱「八年抗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2017年改稱「十四年抗戰」。「大東亞戰爭」,是日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遠東」和「太平洋戰場」的戰爭總稱。其目的是為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大東亞共榮圈」,解放受英國、美國、荷蘭殖民的東亞人民及殖民地。如今日本右派仍採用「大東亞戰爭」,並有所謂「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但是,官方及多數民間多使用「太平洋戰爭」和「十五年戰爭」兩詞來表示這一時期日本對美英,對東亞和東南亞各國發動的戰爭。

在聯合國出現以前,是由同盟國主導並且是區分戰區的,其中又以美國所劃分的戰區:
1.「太平洋戰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盟軍英、美等國所主導規劃的四大戰場區域之一。該戰區的同盟國勢力以美國海軍、陸軍與陸戰隊和中國軍隊組成佔絕大多數,其他國家有英國、紐西蘭、澳大利亞、加拿大、墨西哥及斐濟等國軍隊;相對的軸心國則以大日本帝國和泰國為主。太平洋戰場最高指揮官,同盟國:美國海軍‧尼米茲上將、美國陸軍‧麥克阿瑟上將。軸心國:大日本帝國海軍‧山本五十六大將、大日本帝國海軍‧南雲忠一大將。
2.「中緬印戰區」(CBI)與「東南亞戰區」統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戰區」。總司令為蔣中正,最高參謀總長為史迪威。

戰爭是一種國際公法公認的行為,但是戰犯定罪與否則涉及國際政治、以及法律攻防戰,更涉及舉證。二戰後,從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11月12日,歷經兩年六個月又十五天,東京大審終於告一段落,七名被告被判絞刑處死,十六名終身監禁。判決書中完全未提及天皇的戰爭責任。1946年1月28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成立,中國政府任命梅汝璈為中國法官,向哲濬為中國檢察官(當時向哲濬正在擔任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同年2月7日,向哲濬向國際檢察局遞交了中國認定的11位日本侵華戰犯名單。1946年春,國際檢察局著手起草起訴書。經向哲濬力爭,最終將1928年即張作霖遭日軍炸死的「皇姑屯事件」發生日確定為中國對日本戰犯起訴的起始日。1946年12月29日,在審理「南京大屠殺」案時,被告松井石根在辯護中不承認任何罪責。向哲濬當庭展示一疊資料,包括當時《曼徹斯特衛報》駐華記者伯烈的報導,南京外國僑民在日記中對日軍暴行的記載,以及現場拍攝的罪證。被告的律師提出:「把被告松井石根指控為最高直接責任者的證據仍然不足。」向哲濬取出1937年12月10日有松井石根親筆簽字的進攻南京的命令,命令中稱「占領南京必須作周詳的研究,以便發揚日本的威武,而使中國畏服。」向哲濬提請被告「特別注意畏服的含意」。最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告松井石根率日軍在南京犯下大屠殺罪行。在審判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時,向哲濬向美國籍檢察長季南提出:「土肥原和板垣在中國犯罪最多,應由中國檢察官負責對此二人的控訴。」。1947年10 月9日,板垣征四郎提交48頁的書面證詞,以證明「滿洲國」乃根據「民意」成立。向哲濬則出示了日本御前會議文件及日本內閣會議文件、密電、動員令等證據進行反駁。
2021-08-26 00:22:19
愛馬氏 2021-08-24 22:10:10

歷史很多事都不是被完整的記錄下來,而更嚴重的有些是人為的為當政者的統治目的所寫,尤其是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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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後來選擇介於兩者之間的「比較歷史」。當然,這也跟有關學術理論必須因時因應修正有關。

一般來說,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對近代歷史學開創性的貢獻,開創了20世紀顯赫的歷史學派「年鑑學派」的領袖人物。他在 1928 年在奧斯陸宣讀「國際歷史學大會」的論文〈論歐洲社會的比較史學〉,作為起點。有別於傳統「比較史學」,他的方法論,第一種是大範圍比較法,可以跨越時空比較研究。第二種限定在兩個平型社會之間,既相鄰又同時並存且不斷相互影響,而兩者發展又受同樣的外在因素形塑。比較史學,會加深我們對各個不同社會的理解,也是各個社會各自單獨研究所無法達到的效果。

這個方法論可說影響深遠。尤其是二戰以後的「歷史社會學」發展。就此而言,對於社會科學的比較歷史學派來說,其發展又可分三階段:

1.1960-1970年代現代化與結構功能論為理論基礎,以國家民族為最基本研究單位,尋求建構有別於傳統部落、聚落的現代化國家抽象特質,企圖建立一種超越時空限制的通則。

2.在 1970 -80年代新興國家分別面臨不同型態的轉型問題,結構決定與實用主義取向,強調經濟在政治行動中的決定性角色,但是相對輕忽文化與認同問題。除了韋伯的官僚制度理性外,還大量的增加資本主義體系發展,將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連結機制,以及公民社會興起、民主的動力列入討論範疇。

3.1990年代以降,更將議題擴展到:自由主義的復活與擴張、全球化的不確定性、民族國家秩序挑戰、當代民主治理的危機、全世界的文明衝突,與資本主義模式變遷、後福特主義的發展、跨國企業的收購國家、民主的衰敗與黑暗面、全球治理網絡的破洞等等。

謝謝.僅供參考.晚安安.
2021-08-24 23:14:40
旅人 2021-08-24 18:40:06

受過嚴謹的學術訓練
寫出的論文有論有證
談史論主義兼及人物
所述範圍廣博又深入
俱見學術功力之雄厚

晚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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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兄您好:

實在不敢當,只是將自己的粗淺認識,簡要式的貫串起來。有時,與您及荷塘姐聊天還滿愉快的!深中我心!(還來不及回應上一則..)

1990年代我的求學時代學友們當中,比如一位交情深的好友當時是台大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生,他家學淵源,父親是中研院研究員,從小耳濡目染,就拉了一群朋友,陪他到人類館(人類學系系館,又稱「洞洞館」)的地下室去處理「死人骨頭」,才知道其中建築美學的文化意涵,看見藏有許多史前人類古文物堆積如山,經過專業介紹,特別是實物的接觸,再對照研讀李維史陀的作品時,還記得心靈的澎湃悸動!那時候深受李維史陀的影響,這也是為什麼他後來特別遠赴法國求取人類學博士的緣故。我們當時的法學院(1999年分為法律學院、社會科學院),離公共衛生學院、醫學院(後來又分出牙醫專業學院、藥學專業學院)很近,當時牙醫系、心理學系的好友也偶而來湊熱鬧,解釋人體牙床與骨骼的進化、心理學的體驗與同理。當時的讀書風氣鼎盛、天天思辨人生,這是置於生活結構、群友結構、知識結構之中,或許比較能夠心領神會的!

至於後來到德國讀書的朋友,也是深受法蘭克福學派,尤其是哈伯瑪斯的影響。到美國讀書的,人數最多。有的是後現代主義建築的追隨者,有的是偏好社會工作實務、主流心理學、國際關係等等各領域。那個時代,在新自由主義一躍為主流,全球資本主義海嘯襲來之際,台灣也正是「錢淹腳目」、西進大陸投資、政治解除戒嚴的鬆綁之後,一方面既受英美主流學術教育影響,四面八方風湧而至的思潮,解制化與自由化的後社會知識飢渴,二方面既免不了繽紛色彩的後現代主義等等的浸染,更受到批判學派尤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洗禮!這也是為什麼我自己開始拋棄部份的結構功能論、存在主義、邏輯實證論,擁抱韋伯、馬克思、批判哲學、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比較歷史,但也不免媚俗地結合樂為主流的實用主義,以及管理科學、公共管理的應用領域緣故。

謝謝,晚安安…
2021-08-24 20:1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