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27 13:38:47聖天使

新冠肺炎疫情會顯著削弱美元的國際地位嗎? ——基於美國次貸危機後特徵事實的分析

美联储警告美国经济复苏不平衡


註:本文發表於《國際經濟評論》2021年第1期,轉載請務必註明出處。本文省去了腳註與參考文獻,全文請參見雜誌。

摘要: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位於震中的美國政府出台了史無前例的巨額財政貨幣救市政策,引發了各界對美元國際地位的疑問。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至今,美元國際地位不降反升,直接原因在於:危機後美國經濟復甦快於其他發達國家;美元資產的吸引力高於其他發達國家金融資產;美元指數總體上波動中上升。


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包括美元與美國金融市場的國際地位有助於美國將危機成本與救助成本全球化,以及美聯儲通過雙邊美元互換協議增強了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基礎設施。本次疫情後,美元國際地位可能再度不降反升,理由包括:疫情同樣重創了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疫情結束後美國經濟可能率先反彈;未來全球金融市場持續動盪有望繼續強化美元與美國國債的避險資產地位;美聯儲主導的雙邊美元互換機制在疫情暴發之後再度擴展與強化。


一、引言

2020 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 )已經演變為一場肆虐全球的重大疫情,其嚴重程度僅次於1918 -1919 年的西班牙流感。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截至2020 年12 月9 日,全球已經有219 個國家或地區發現確診案例,全球確診人數達到6778.0 萬人,全球死亡人數達到155.1 萬人。作為疫情最嚴重的國家,美國確診人數達到1497.2 萬人,死亡人數達到28.4 萬人。此外,印度、巴西、俄羅斯、英國、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家的疫情也相當嚴重。不難看出,這次疫情重創了幾乎所有的全球經濟大國。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2020 年10 月公布的世界經濟展望,2020 年全球經濟增速將會下行至-4.4% 。這一增長速度顯著低於上一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的2009 年(根據IMF 的數據,2009 年全球經濟增速為-0.1% ),也創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全球經濟增速新低。根據IMF 的估計,2020 年全球將有超過170 個國家出現GDP 負增長,而在2020 年第二季度,全球範圍內可能失去1.95 億個工作機會。


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經濟「大封鎖」(The Great Lockdown )的嚴重程度顯著超過了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的「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 ),直追1929 年至1933 年的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 )。也有觀點認為,這次疫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相當於1918 年(西班牙流感)加上1929 年(大蕭條的開端)再加上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形成的衝擊,其負面影響不容小覷。


作為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震中,美國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面臨的衝擊可想而知。在金融市場方面,2020 年3 月,美國股市曾經在連續10 個交易日內熔斷四次,這一現象此前從未發生過。在2020 年2 月至2020 年3 月短短兩個月內,美國股市的最深跌幅一度接近40% 。


在實體經濟方面,在2020 年年初至3 月中旬,美國每周失業救濟金初次申請人數平均為24.6 萬人,而在3 月21 日-27 日、3 月28 日-4 月3 日、4 月4 日-4 月10 日這三周,上述數據分別攀升至292 萬人、601.6 萬人和620.3 萬人。美國的失業率在2020 年4 月達到14.4% 的峰值,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高水平。根據IMF2020 年10 月的預測,美國經濟增速將由2019 年的2.2% 下降至2020 年的-4.3% 。


為了應對疫情衝擊、穩定金融市場與提振實體經濟,美國政府在很短時間內出台了大規模財政貨幣刺激政策。財政政策方面,2020 年3 月27 日,特朗普簽署了總額達到2.2 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方案,相當於美國GDP 的10% ,無論絕對規模還是相對規模均顯著超過2008 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後的財政寬鬆水平。貨幣政策方面,如表1 所示,美聯儲從2020 年3 月初起頻繁出台各類傳統或創新式貨幣政策,無論貨幣政策出台的頻率之高還是貨幣政策寬鬆的規模之大,均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期。




隨着寬鬆貨幣政策的實施,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總資產規模迅速膨脹,由2020 年2 月26 日的4.15 萬億美元快速攀升至2020 年12 月9 日的7.24 萬億美元。美聯儲如此大規模的貨幣放水再次引發了全球投資者對於未來美元資產被嚴重稀釋、市場價值可能顯著下跌的擔心。也有觀點指出,美國政府這一輪極其寬鬆的財政貨幣政策將會嚴重削弱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從而為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打開新的機遇。


如何來看待這一問題呢?本文將通過歷史回顧與前景展望的方式來試圖分析全球性危機對美元國際地位的影響。本文首先將分析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至2019 年美元國際地位的變動狀況,然後解釋為何上一輪全球性危機之後美元國際地位不降反升的原因,接着展望本輪全球性危機後美元國際地位的升降前景,最後得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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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8 年至2019 年美元國際地位變化的特徵事實

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儲備貨幣,也是全球投資者公認最重要的避險貨幣之一。因此,在金融危機期間(無論危機爆發在美國國內還是美國國外),投資者對流動性需求的增強會導致美元供不應求,故美元匯率不降反升。有鑑於此,本部分的視角不是僅僅考察金融危機期間美元地位的增強,而是梳理2008 年至2019 年這12 年間美元國際地位的變化。


眾所周知,國際貨幣有支付手段、計價工具與儲備工具三大職能。因此,筆者將從國際支付份額、外匯交易份額與儲備資產份額這三個角度,來梳理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主要貨幣國際地位的變遷。


圖1 反映了全球主要貨幣國際支付份額的變動。美元與歐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兩大國際支付貨幣,其相對份額的變化具有高度的對稱性。例如,在2012 年下半年至2015 年上半年期間,美元的國際支付份額顯著上升,而歐元的國際支付份額顯著下降,這可能與歐債危機在2012 年再度爆發有關。


在2015 年下半年至2017 年底期間,美元的國際支付份額有所下降,而歐元的國際支付份額相應上升。而在2018 年至2019 年期間,美元的國際支付份額再度上升,歐元的國際支付份額再度下降。總體來看,在2012 年下半年至2019 年年底,美元的國際支付份額由31 -32% 上升至41 -42% ,上升了整整10 個百分點,歐元的國際支付份額則由41 -42% 下降至31 -32% ,下降了整整10 個百分點。從2013 年8 月起至今,美元超過歐元,成為全球範圍內最重要的國際支付貨幣。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截至2019 年底,英鎊、日元與人民幣的國際支付份額分別為7.0% 、3.5% 與1.9% 。換言之,人民幣作為全球支付貨幣的角色,距離英鎊、日元尚有不小的差距,遑論與美元、歐元相比。




表2 反映了全球外匯交易中主要貨幣占比的變動。美元占比在2007 年至2019 年期間先降後升,由86% 提升至88% 。歐元占比則出現較大幅度下滑,由2007 年的37% 下降至2019 年的32% 。日元、澳元占比在2007 年至2019 年期間基本上不變;英鎊與瑞士法郎的占比同期內小幅下降;加元占比同期內小幅上升。人民幣占比雖然由2007 年的可以忽略不計上升至2019 年的4% ,但截至2019 年排名僅為第八位。不難看出,在全球外匯交易占比方面,美元相對於歐元等其他貨幣的優勢要顯著高於國際支付方面。




圖2 反映了在向IMF 報告其外匯儲備幣種結構的成員國的外匯儲備中,各類幣種資產占比的變動。美元資產占比由2017 年底的63.9% 一度上升至2015 年底的65.7% ,之後下降至2019 年底的60.9% 。歐元資產占比則由2007 年底的26.1% 下降至2019 年底的20.1% 。日元資產占比由2007 年底的3.2% 上升至2019 年底的5.7% 。

英鎊資產占比在同期內基本上穩定在4.6 -4.8% 左右。人民幣資產占比由2007 年底的零上升至2019 年底的2.0% 。總體而言,全球外匯儲備的幣種構成在過去十餘年來有所多元化。但由於美元占比與歐元占比幾乎同步小幅下降,導致美元在儲備貨幣方面的優勢地位並沒有被顯著削弱。




綜上所述,從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起至2019 年,從國際支付、外匯交易、儲備資產三方面來看,美元在國際支付與外匯交易方面的地位有所上升,在儲備資產方面的地位僅有輕微下降。在國際支付、外匯交易、儲備資產三個維度中,截至2019 年底,美元與歐元占比的比率分別為1.3 倍、2.8 倍與3.0 倍。這說明美元在儲備貨幣維度的優勢地位最強,在外匯交易維度的優勢地位次之,而在國際支付維度的優勢地位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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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何美元國際地位在全球金融危機後不降反升?

為什麼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起源於美國的次貸危機,也重創了美國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但美元的國際地位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不降反升呢?釐清這其中的原因,對於我們預測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之後美元國際地位的變化前景,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筆者認為,美元國際地位在2008 年至2019 年期間不降反升,有三個直接原因,以及兩個更深層次的原因。


直接原因之一,是從經濟基本面來看,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美國經濟恢復的速度和水平,要顯著快於和高於其他發達經濟體。如圖3 所示,雖然次貸危機爆發在美國,但在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最深重時,美國經濟的跌幅(-2.5% )要低於日本(-5.4% )、歐盟(-4.3% )與英國(-4.2% )。更重要的是,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經濟的復甦速度要快於其他主要發達國家。


例如,2010 年至2019 年期間,美國、歐盟、日本、英國的經濟增速年度均值分別為2.3% 、1.6% 、1.3% 與1.9% 。2019 年美國、歐盟、日本、英國的經濟增速分別為2.3% 、1.5% 、0.75% 與1.4% 。美國經濟的增速之所以快於其他主要發達國家,一方面是由於美國政府採取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的速度與規模要快於、大於其他經濟體(尤其是歐盟),另一方面則是其他國家各自面臨的問題。例如歐盟爆發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日本長期以來沒能擺脫低水平增長的局面,而自2016 年起不斷發酵的英國脫歐則嚴重拖累了英國近年來的經濟增長。




直接原因之二,是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至今,美國金融市場資產價格的吸引力總體上強於其他發達經濟體。如圖4 所示,2008 年底至2019 年底,美國道瓊斯工業指數、英國富時100 指數、日經225 指數、法國CAC40 指數與德國DAX 指數的累積漲幅分別為228.3% 、72.7% 、167.0% 、85.9% 與175.4% 。換言之,美國股市的漲幅在這一時期內位居主要發達國家首位。如圖5 所示,2006 年底至2013 年上半年,美國、歐元區、英國10 年期國債收益率相差並不顯著。


從2013 年下半年起至今,美國10 年期國債收益率持續顯著高於歐元區10 年期國債,這與歐債危機的爆發拉低了歐元區經濟增長前景有關。從2016 年下半年起至今,美國10 年期國債收益率持續顯著高於英國10 年期國債,這與英國脫歐的演進拉低了英國經濟增長前景有關。換言之,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至2019 年底,美國10 年期國債收益率在四大發達經濟體中最高。更高的國債收益率會對實施持有到期策略(Hold to Maturity )的長期機構投資者(例如養老基金、保險公司等)具有更高的吸引力。






直接原因之三,是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至今,美元指數總體上在走強。如圖6 所示,美元指數在2008 年至2019 年期間呈現出波動中上行的態勢,由2008 年底的81.2 上升至2019 年底的96.4 。在美聯儲實施量化寬鬆政策之初,很多學者與投資者都擔心,美聯儲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將會導致美元匯率顯著貶值。但事實表明美元指數在過去十餘年總體上不降反升。


從圖6 中不難看出,美元指數上升最陡峭的時期,是2014 年下半年至2015 年上半年。考慮到2014 年是美聯儲退出量化寬鬆的時期,由此可以得出的一個結論似乎是,量化寬鬆政策對美元匯率的影響具有不對稱性:量化寬鬆政策的實施並未導致美元匯率顯著貶值,但量化寬鬆政策的退出卻導致美元匯率顯著升值。此外,2018 年至2019 年期間,美元指數再度顯著升值,這次升值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中美經貿摩擦為代表的全球不確定性上升,以及美聯儲在2018 年加息4 次。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至今美元國際地位不降反升的深層次原因之一,是美元作為全球最重要儲備貨幣的地位以及美國金融市場作為全球最重要金融市場的角色,有助於把美國國內危機成本與政策成本全球化,這種既有優勢能夠幫助美國政府更順利地渡過危機。例如,美元與美國國債一直被認為是全球範圍內最重要的避險資產。一旦大規模危機爆發(而不論危機是否爆發在美國國內還是國外),全球機構投資者的自然反應都是減持其他幣種資產、增持美元資產(尤其是美國國債),這就使得美國在通常情況下不會遭遇大規模資本外流與國內資產價格下跌之間不斷加強的惡性循環。


再如,儘管美國政府的財政救市政策導致政府債務顯著上升,但美聯儲可以通過量化寬鬆政策來購買政府債務,從而使得美國國債利率不至於過快上升。如果其他國家採取相同措施,投資者很快就會擔心其政府債務的可持續性以及本幣貶值的可能性。但美國實施了很長時間的量化寬鬆政策,美元卻依然強勁。


換言之,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以及全球最大最深的金融市場,賦予美國政府很大的優勢來更加從容地應對金融危機。又如,儘管美國有很大規模的全球淨債務,但美國的海外投資收益卻持續為正,這說明全球範圍內對收益率偏低的美國國債具有持續強勁的需求,從而能夠為美國企業在全球範圍內更具風險性的高收益投資不斷融資。這種國際淨債務加海外投資正收益的格局,說明美國在與全球的交易中獲得了雙重收益。


美元國際地位不降反升的深層次原因之二,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美聯儲通過與其他央行建立雙邊美元流動性互換,以及將原本臨時性的雙邊互換措施常備化,強化了美聯儲事實上的全球央行地位,增強了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金融基礎設施。


在2007 年至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先後與歐洲央行、瑞士央行、日本央行、英格蘭銀行、加拿大央行、澳大利亞央行、丹麥央行、瑞典央行、挪威央行、巴西央行、墨西哥央行、韓國央行、新加坡央行簽署了臨時性雙邊美元互換協議,以在危機期間為這些經濟體的金融市場提供美元流動性。


2010 年,隨着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美聯儲恢復了與歐洲、英格蘭、瑞士、加拿大、日本央行的雙邊美元互換,並數次延長協議期限。2013 年,上述六家央行宣布把雙邊美元互換協議常態化、制度化,建立一個由美聯儲主導的雙邊貨幣互換網絡,以長期穩定國際範圍內的美元流動性供給。


事實上,2011 年,一些學者就提出通過將雙邊貨幣互換機制多邊化與制度化、建立全球貨幣互換聯盟來構建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的想法。六家發達經濟體央行將雙邊美元互換由臨時性安排轉變為永久性安排的做法,事實上在IMF 之外創建了一套新的儲備貨幣供給體系,強化了美聯儲作為全球範圍內美元流動性提供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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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未來是否會削弱美元的國際地位?

如前所述,美國是2020 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的重災區,目前美國確診人數與死亡人數均居全球首位。市場預測2020 年美國經濟將陷入深幅衰退。為了應對疫情衝擊、穩定金融市場與提振實體經濟,美國政府出台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政策與貨幣寬鬆舉措。


如圖7 所示,從2020 年3 月中旬起,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總資產開始新一輪快速上漲,由3 月中旬的4.3 萬億美元左右上漲至12 月初的7.2 萬億美元左右。正因為如此,目前已經有觀點認為,美聯儲的大放水使得美元正步入「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2.0 時刻」。




有觀點擔心,新冠疫情爆發後,外國投資者將會顯著減持美元資產。然而如圖8 所示,2020 年1 月至9 月,外國投資者買入美國長期證券規模月均6.04 萬億美元,高於2019 年4.99 萬億美元的月度均值。在新冠疫情肆虐的2020 年3 月與6 月,外國投資者買入美國長期證券規模更是分別上升至8.81 與6.38 萬億美元。


當然,從外國投資者淨買入美國長期證券規模來看,在2020 年3 月與4 月,分別出現了-1282 與-1349 億美元的淨出售。不過在2020 年5 月至9 月期間,外國投資者對美國長期證券的淨買入已經恢復到月均758 億美元,相比之下,2019 年外國投資者對美國長期證券淨買入的月度均值僅為320 億美元。上述分析說明,新冠疫情爆發至今,外國投資者並未顯著減持美元資產。




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最終結束、全球經濟觸底反彈之後,我們很可能會發現,美元作為全球支付貨幣、交易貨幣與儲備貨幣的地位,可能會再度得到增強。


原因之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在重創美國的同時,也重創了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換言之,美元的主要競爭對手並未能夠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中置身事外。目前全球範圍內最能挑戰美元國際貨幣地位潛力的,自然是歐元。但新冠肺炎疫情對歐洲經濟與金融市場的衝擊,並不比美國小很多。


例如,根據IMF2020 年秋季報告的預測,美國經濟增速將由2019 年的2.2% 降至2020 年的-4.3% ,而歐元區經濟增速將由2019 年的1.3% 降至2020 年的-8.3% ,這意味着美國經濟增速與歐元區經濟增速的差距將由2019 年的0.9% 拉大至2020 年的4.0% 。在歐元區國家中,本次受疫情衝擊最大的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在2020 年的經濟增速將分別為-6.0% 、-9.8% 、-10.6% 、-12.8% ,無一例外地都低於美國。日本與英國2020 年的經濟增速將分別為-5.3% 與-9.8% ,也均低於美國經濟增速。


原因之二,是在本輪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之後,美國出台大規模財政貨幣刺激政策的速度要快於其他發達國家、幅度要高於其他發達國家,這決定了,在疫情結束後,美國經濟的反彈也很可能再次快於其他發達國家。例如,儘管民主黨控制國會之前對特朗普政府百般指責與刁難,但疫情暴發後,共和黨與民主黨卻摒棄前嫌,很快就2.2 萬億美元的巨額財政刺激計劃達成一致。相比之下,歐盟卻遲遲不能就擴大性財政刺激計劃達成一致,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寬鬆規模也遠低於美聯儲。這就意味着,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經濟反彈快於歐洲的格局,很可能在未來幾年內重演。


原因之三,是未來全球金融市場持續動盪有望強化美元與美國國債的避險資產地位。目前來看,美國企業債市場、南歐主權債市場與部分基本面較為脆弱的新興市場國家(例如阿根廷、土耳其、南非、馬來西亞等)是全球金融市場的三大潛在風險點。


不過,美聯儲在3 月23 日推出的一級市場與二級市場公司信貸便利(PMCCF 與SMCCF )在一定程度上緩釋了美國企業債市場的大規模違約風險。一旦南歐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短期資本從這些國家或其他國家流出、重新流入美國市場避險,依然是大概率事件。此外,即使在2020 年3 月9 日至18 日期間,美國金融市場因為流動性危機而出現了美股、美國國債、原油、黃金價格集體下跌的局面,全球短期資本卻依然在大規模流入美國。


原因之四,是美聯儲主導的雙邊美元互換機制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後再度擴展與強化,未來可能升級為能夠與IMF 相提並論的全球流動性供給機制。如前所述,在疫情暴發前,美聯儲與加拿大央行、歐洲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和瑞士國家銀行這五大外國央行已經達成長期協議,允許它們在金融機構面臨壓力時提高美元流動性(這一協議可以稱之為C6 聯盟)。


在2020 年3 月16 日,美聯儲聯合上述五大央行宣布採取協調行動,將利用現有貨幣互換額度為美元流動性提供支持。各央行一致同意將貨幣互換協議價格下調25 個基點。美聯儲在聲明中表示,將原有的7 天期貨幣互換操作頻率由每周調整為每天,於3 月23 日生效,並持續至4 月底。另外,每周84 天期限的操作仍正常進行。美聯儲強調,此次操作旨在為國內外家庭和企業提供信用支持。


而在3 月19 日,美聯儲與另外9 家中央銀行創建了臨時性美元流動性互換安排:與澳大利亞、巴西、韓國、墨西哥、新加坡和瑞典各自達成不超過600 億美元的新互換安排,與丹麥、挪威和新西蘭各自達成300 億美元的安排。美聯儲表示,互換持續時間至少為六個月,將以總計4500 億美元的資金來確保全球依賴美元的金融體系繼續運轉。這就意味着,新冠肺炎疫情已經使得C6 聯盟擴展為C15 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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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以美聯儲主導的雙邊美元互換體系已經覆蓋了幾乎所有的大型發達經濟體以及一些重要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這是美國自2008 年次貸危機以來非常特別的雙邊流動性互換機制的延續。如果未來這一體系繼續擴展並尋求長期化、多邊化與制度化,這就意味着美聯儲另起爐灶,在IMF 之外重新建構了一套新的全球流動性供給機制。


這一方面將會繼續強化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沒有被納入這一機制的國家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從正面意義來看,美聯儲主導的雙邊美元互換機制的確能夠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後,迅捷地為簽約國提供短期美元流動性支持,避免該國金融市場因為流動性危機而動盪加劇,甚至爆發金融危機乃至經濟危機。換言之,美聯儲主導的雙邊美元互換機制可以成為全球金融安全網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從反面意義來看,其一,在選擇與哪個國家簽署雙邊美元互換機制方面,美國政府有其條件。譬如,如果中國試圖與美國簽署雙邊美元互換機制,估計難度遠大於西方發達國家。這就意味着,美聯儲的雙邊美元互換註定是一個貫徹美國國家利益的碎片化機制。


其二,美聯儲主導的雙邊美元互換意味着IMF 將面臨更加尷尬的處境。一旦成員國面臨流動性問題,如果該國已經與美聯儲簽署了雙邊美元互換,那麼該國就會在向美聯儲求助與向IMF 求助這兩者之間進行選擇。這個國家可能會選擇對自己條件更加優惠的、附加要求更少的融資來源,因此,IMF 的危機救援機制在特定條件下可能被邊緣化。


需要指出的是,筆者的上述分析,並非意味着在任何情景下,美元的國際地位都會固化在國際貨幣金字塔的頂端,也不意味着其他國家只能被動承擔美國國內政策的負外溢性。筆者上述分析的言外之意是,國際儲備貨幣的演化是一個漸進而緩慢的過程。一旦特定貨幣成為了主要儲備貨幣並保持了較長時間,那麼國際社會就形成了依賴該種貨幣的制度慣性或網絡正外部性。


在這種情況下,除非儲備貨幣發行國政府犯下了重大錯誤,或儲備貨幣發行國經濟遭遇了重大危機而不能自拔,或重大競爭對手快速崛起,否則儲備貨幣的更替將會經歷很長的時間。例如,從當前國際貨幣的現實來看,最有可能取代美元地位的是歐元,但由於歐盟遲遲未能完成財政政策的整合,導致歐盟在每次遭遇重大危機衝擊時,經濟下滑的幅度總是高於美國。因此,歐元屢屢浪費了趕超美元的良機。此外,如前所述,人民幣的現有國際地位距離美元、歐元還有非常大的差距,未來趕超日元與英鎊才是更現實的目標。綜上所述,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領導地位仍將維持較長時間。


不過,如果特朗普政府採取的很多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舉措未來持續進行,從中長期來看的確可能削弱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例如,特朗普政府過於強調短期美國利益,而不願意承擔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責任。又如,特朗普政府試圖用碎片化的雙邊貿易投資協議來取代全球多邊化貿易投資協議。


再如,特朗普政府屢屢發起針對主要貿易夥伴的經貿制裁。這些行為證明了特朗普政府的短視性與趨利性,致力於最大化全球影響力與長遠利益的大國領袖與大國政府不會採取這些行為。如果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未來成為美國政府的中長期政策,那麼無論美元、美國金融市場還是美國價值體系的吸引力都會顯著下降,美元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將逐漸弱化。


然而,目前美國總統大選已經塵埃落定,拜登上台已成定局。從拜登目前的內閣人選來看,拜登政府大概率會回歸到奧巴馬時期的多邊主義。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政策對美元聲譽的損害可能會部分被拜登政府所彌補。無論如何,受制度慣性與網絡正外部性的影響,美元霸權即使衰落,這個過程也漸進而漫長。---(張明宏觀金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