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緣巧合，翻閱了J.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的《解讀敍事》(Reading Narrative)。米勒是耶魯解構四君子之一，名字似乎沒有德曼(Paul de Man)那麽響。

《解讀敍事》的第一章討論了亞厘士多德在《詩學》(Poetics)中對希臘悲劇《伊底柏斯王》的”誤讀”，由於過往撰寫碩士論文時涉獵過一點《詩學》，於是拿起米勒的書來讀了。

米勒的風格是我喜愛的風格：綿密、具體而又具歷史感。德希達影響過不少人，有的跟他一樣的煩氣(例如 Jean-Luc Nancy)，有的則綿密而不乏慧見，Philippe Lacoue-Labarthe是其中一個例子，米勒是另一個。

亞厘士多德認為一部好的悲劇必須”有條不紊”、 ”合情合理”，讓人能洞徹它，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而《伊底柏斯王》正是最佳的範例。米勒挑戰了亞厘士多德的這個經典解讀，他認為《伊底柏斯王》非但無助亞氏建立他的理性主義詩學，反而引入了一些亞氏所無法徹底征服的非理性因素。事實上，跟亞厘士多德相似，伊底柏斯是個極理性的人，但正正因為他”多長了一隻眼睛”，他對真相的追尋導至了他自身的毀滅。不錯，伊底柏斯最後”發現”了真相(弒父、亂倫)，但伊底柏斯/我們卻始終無法得知天神為甚麽要懲罰他，伊底柏斯/我們在發現”了真相之後感到的並不是愉悅，而是恐怖。換言之，亞厘士多德心目中的範例其實是個反例，《伊底柏斯王》的結局並沒有把我們導向”明了”；而《伊底柏斯王》的真正教晦似乎是：理性無法徹底征服非理性，有時(不必要的)理性反導至了災難：

“這就是人生的真諦：我們必須等著看一個人的結局，直到他去世之日。在他無憂無慮離開這個世界之前，不要認為他有福氣。”(《伊底柏斯王》，第1528-1830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