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0-26 15:36:59aggartpra

科技工作者焦慮度有上升趨勢 如何為科研人員心理減負

科技工作者焦慮度有上升趨勢 如何為科研人員心理減負

2021-04-20 10:31:31.0科技工作者焦慮度有上升趨勢 如何為科研人員心理減負科技工作者,報告,心理技能,焦慮水平,心理研究所29583熱點薈萃/enpproperty-->  萬名科技工作者調查顯示焦慮程度有上升趨勢——  如何為科研人員心理減負  一項針對我國超過1萬名科技工作者的調查數據顯示:有24.0%的科技工作者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抑鬱,其中6.4%的科技工作者屬於高風險人群;有一定比例的科技工作者可能有不同程度的焦慮,其中部分科技工作者屬於中重度焦慮。  這份數據來自中科院心理所最新發佈的《2019年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該報告作者之一、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陳祉妍告訴記者,在近十年間即2009年、2017年和2019年進行的3次調查中,科技工作者的抑鬱水平呈逐漸升高趨勢;近兩次的調查中,科技工作者的輕、中、重度焦慮問題比例也均在上升。青年科研人員“心病”問題亟待關註。  中級職稱科技工作者焦慮程度最高  作為青年教師,33歲的李銘對自己的職業生涯有著清晰的規劃:40歲前一定要拿到教授職稱。他自己心裡盤算著:“如果以後我想做博士生導師,必須盡早評教授,否則未來很難拿到國傢級的項目,或者發核心、典型的C刊。”  因此,工作5年來,一到寒暑假,他就把時間利用起來做科研項目。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最近的他有些焦慮。  在去年副教授職稱評定中,這位來自湖北某高校的青年教師“敗下陣來”,全校80餘名不同學院老師同臺競技,他是學院綜合評分第一名,本以為志在必得,卻在評委投票環節因未能拿到理想成績而落選。  “時間緊迫,我要盡快在核心期刊發一篇論文,不然就趕不上下半年評職稱瞭。”李銘說。按照學校規定,今年他如果繼續參評職稱,就要在去年的基礎上增加新的學術成果,不能拿過去的“重復參加”,這讓他感到“焦慮”,“正是評職稱的關鍵時期,要做的事情太多瞭”。  今年4月,他申請瞭3個項目,博士後導師也催著他趕緊交文章。那時正逢學校組織體檢,這位1987年出生的青年科研人員收到瞭“血糖偏高”的結果。從那以後,他便督促自己每周打籃球,鍛煉身體。  《報告》顯示,一些科技工作者可能有一定程度的焦慮,其中,中級職稱的科技工作者焦慮水平最高——有14.5%的人可能有中度焦慮或重度焦慮問題。  李銘就是“最高”之一。這些被“爆炒”的壓力,主要來自兩方面:一部分來自內部,自我期待;另一部分則來自外部,學校高要求。  以李銘所在學校為例,近年來出臺瞭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不僅增加瞭評職稱的難度,也提高瞭年終考核的門檻。以往每年隻需一個左右的省級項目即可達到“及格線”,如今要至少拿下兩個省級項目才算合格,“而且對核心期刊的要求更加具體,直接劃線到瞭排名的前30%左右”。  《報告》對科技工作者工作特征的維度進行細致研究,發現抑鬱和焦慮與工作壓力呈正相關,工作壓力越大,抑鬱和焦慮水平也越高,而其他4個方面如技能發展、決策自主、同事支持和上級支持均與抑鬱和焦慮呈負相關。  科研起步階段最難  另一所高校的青年教師劉爽,則面臨科研成果的“限時任務”。入校時,學校和她簽訂瞭協議,3年期間完成規定任務,才能轉為事業編制,否則面臨被辭退的風險。  “問題在於,起步太難瞭。”劉爽說。對於青年科研人員,一年到手的科研經費兩萬元左右,搭建實驗平臺,買實驗設備,隨便一個儀器就要三四千元,好一點的動輒上萬。她隻能緊巴巴地過日子,自己去找靠譜的供貨商,市場比價,盡量買最便宜的東西,“這都需要時間”。  在她看來,隻有平臺搭建起來,才有更多的時間放在科研上,“有些器材沒有,你不得不放棄這個課題。就算勉強能完成項目,也做不到很精確。”  在辦公室裡,她偶爾和系裡新老師聊天,發現不少同齡人都有類似焦慮。新入職的老師一沒平臺,二沒人手,更多處於單打獨鬥的狀況。  陳祉妍說,適度的焦慮有助於提高工作效率和促進有效解決問題,而過度的焦慮則會造成身心的痛苦,給學習和工作帶來較大危害,甚至會造成正常社會的功能受損。  李銘明白,做科研是一個很苦的事情,需要長時間的積累,等待一瞬間的爆發。外部的環境壓力加速著他的成長,“某種程度是推著我往前跑”。  不過,他有時候和老教授聊天發現,這似乎是“青椒”“青稞”成長的必然規律,30歲左右博士畢業,中間10年要集中解決房子、配偶、小孩等問題,等這些生存問題解決後,才能真正安穩下來,人才能平靜下來。  “實際上從30~40歲,對青年科技工作者來說是一個非常煎熬的階段,打好瞭基礎後,過瞭40歲,事業慢慢有起色,焦慮、壓力可能就自然消失瞭。”李銘說。  《報告》也佐證瞭他的觀點:焦慮水平相對最低的,是正高職稱的科技工作者。  科研教學生活角色需要平衡  劉爽是剛入職高校的新教師,上完大學第一堂課,她給朋友發瞭個信息,寫著:英語說得嗑嗑巴巴,被督導逮瞭個正著。接著,她發瞭一連串的省略號。  “現實打瞭我一耳光。”她心裡愧疚,“再多給一點時間,我是能把課講好的。”  她所在的學院正缺人手,新教師還沒參加完入職培訓,領導就給她佈置瞭任務:下周就得去給留學生上課。加班加點,她做完瞭PPT,第一次給學生上課緊張,加之英語不熟練,就有瞭這樣的結果。  新人有科研考核任務,教學量也大。她曾在學校裡碰到一位同事,臉色慘白,一問才知道一個星期每天都有課,而且都是最前沿的課程,需要耗費大量的精力去準備,“隻能拼命地幹,拼命地備課”。  除瞭科研、教學壓力,來自傢庭生活的壓力,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情緒。  據北京某研究院王強觀察,身邊有女同事剛生完孩子不到一年,因工作項目原因,經常去外地出差,最頻繁的時候一個月有3個星期都在外地,“有時候明顯感覺她情緒不高,心裡裝著事兒”。  海琴是一位有個1歲多大寶寶的“85後”科技工作者,她最大的壓力是來自孩子的教育問題:自己長期在外做科研項目,一個月最多回去一兩次,傢裡老人負責照看孩子,可晚上一關燈小孩又哭又鬧,老人管不住,小孩有時到11點多還沒睡覺。  “孩子從小需要父母的陪伴和引導,但我的工作沒辦法讓我常在她的身邊。”海琴說。  對部分科技工作者而言,繁重科研任務和日常傢庭生活的平衡出現瞭偏差。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科研團隊對1310名科技工作者進行小規模的調查,結果顯示,無論是工作對傢庭的消極影響,還是傢庭對工作的消極影響,都與科技工作者更高的抑鬱與焦慮得分正相關。  需加強心理健康素養知識和技能的普及  《報告》直觀地反映瞭部分科技工作者的心理援助心聲:接近八成的人認為應該定期做心理健康狀況監測;58.9%的科技工作者願意參加心理健康普及活動;71.6%的科技工作者願意接受心理咨詢。  博士期間,劉爽留學時瞭解到,在國外有的大學裡采取瞭三級心理幹預方法,如果你來求助,第一層給予心理上的疏導,如果精神上無法幫助你解決問題,他們還會成立調查小組,去所在院系調查,甚至會對領導進行處分。  “在國內,我們沒有對科研人員成立專門的心理輔導室,或者心理咨詢師不甚專業,很多人不會主動去尋求心理咨詢。”劉爽觀察,身邊同事排解壓力的方法更多是和朋友傾訴,或者打球運動。  她曾和同事探討要不要去學校心理咨詢室“看看”,得到的回復竟出奇地一致:去瞭也沒用,如果真把自己壓力告訴瞭學校心理師,萬一被說出去,搞不好要得罪領導。  陳祉妍說,科技工作者普遍更願意通過網絡平臺和綠色通道進行心理咨詢,這種形式可以與自己單位保持相對獨立,與《報告》發現的科技工作者對心理和情緒問題存在污名化和誤解、對使用心理健康服務存在顧慮的結果是一致的。  《報告》發現,70.3%的科技工作者感到無法便利獲得心理健康服務;40.6%的人認為費用構成使用心理服務的困難;約一半的人害怕看完心理醫生之後被同事誤解,還有近六成人表示自己“不能判斷何時去求助”。  劉爽建議,可以在學校或者科研機構與行業權威的心理咨詢師合作,利用名氣增加被咨詢者的信任感,“有抑鬱癥狀的科研人員無法自我排解時,還是會傾向於尋找權威專傢的幫助”。  如何為青年科研人員心理“減負”?  《報告》提出,要完善心理健康篩查和檢測機制:為篩查出的高危個體提供就診和轉診指導,避免出現延誤幹預和治療時機;此外還可以從科研環境來改善,如加強團隊支持,對於工作制度、環境客觀條件進行改進和調整,營造關愛與支持的環境、氛圍。  陳祉妍還建議,加強心理健康素養知識和技能的普及。她說,基於科技工作者的服務需要,在“知”的基礎上,也要重視“行”的培養。對有助於提升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素養、促進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的心理技能,如可以提升自我效能感、有效的情緒調節策略、及時緩解壓力等一些行之有效的具體方法,可以開展相關培訓,開放學習資源和機會,讓科技工作者可以掌握科學的知識和技能,有技“傍身”,從而保護自己的心理健康。  (應采訪者要求,李銘、劉爽、王強、海琴均為化名)(見習記者 楊潔 記者 邱晨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