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兒童案件曝光周期的縮短，讓兒童安全基金會女童保護項目對兒童防性侵教育的授課任務更加急迫。

　　兒童安全基金會女童保護項目的最新調查數據顯示，曝光的性侵兒童案件，已由一年前平均2.92天一起變成瞭1.9天一起，2014年5月22日之前的一年中，有192起性侵兒童案件曝光。而這些公開曝光案件隻是冰山一角，形勢越來越嚴峻，特別是在農村地區。盡管“撲火搶救式”的兒童防性侵授課教育不能杜絕性侵兒童案件的發生，但民間的行動，隻能采取目前的急救方法。

　　本報深度記者 劉帥 實習生 葛若佳 王書境

　　一堂防性侵課的連鎖反應

　　2013年5月似乎是性侵兒童案件的集中爆發期。

　　2013年5月8日，海南萬寧小學校長帶小學生開房事件曝光，當月的20天內，全國范圍內曝光瞭8起性侵兒童案例，性侵者有校長、教師、保安、司機等。

　　在憤怒的同時，身為北京一傢媒體時政記者的孫雪梅，也思考著應該做些事情，減少甚至避免對兒童的傷害。她聯合北京多位記者，發起保護女童活動，“對於女童來說，性侵這種傷害一生都是無法抹掉的。”孫雪梅告訴齊魯晚報記者。

　　借助QQ群和微信群，孫雪梅等人聯系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女記者，發動她們參與兒童安全基金會女童保護項目。項目中的不少女記者是免費午餐的發動者，她們就借助免費午餐項目在雲南大理漾濞彝族自治縣的資源，在該縣三個學校進行第一次防性侵授課。

　　“教案是項目組和專傢研討出來的，也會根據教學實踐不斷修改。”孫雪梅介紹，教案是按照一節課的標準設計的，努力讓小學生在一節課的時間內學到最有效的防性侵的方法。

　　在雲南漾濞彝族自治縣授課時，一個小女孩突然嚎啕大哭起來，這把孫雪梅嚇蒙瞭，“那時我的第一感覺是，這個小女孩曾遭遇過性侵。”

　　孫雪梅課下詢問得知，“授課時多次提到的‘爸爸媽媽’觸動瞭小女孩。教案裡提到，有人觸碰隱私部位要及時告訴爸爸媽媽，出門時要跟爸爸媽媽說等內容，但這個女孩的爸爸媽媽常年在外打工，她根本見不到他們，所以在課堂上哭瞭。”

　　這個場景對孫雪梅等人來說觸動特別大，女童保護項目隨即調整瞭教案，“不能光說爸爸媽媽，我們就改成瞭‘遇到事情要及時告訴父母或者其他傢人’。”

　　第二個授課地點，孫雪梅選擇瞭貴州習水縣。2013年10月18日，她去貴州黔東南采訪留守兒童，並帶去瞭保護女童項目制作的“守護童年”宣傳折頁，希望在那裡能安排一堂課，教授留守兒童如何防性侵。

　　在工作過程中，孫雪梅聯系瞭習水縣三岔河鄉獅子完小的校長，表達瞭這一意願，校長非常爽快地答應瞭。10月22日在學校食堂授課的場景，讓孫雪梅至今仍津津樂道，“全校有200多名學生，校長為讓更多學生聽到課，將食堂的桌子搬出去，各班級學生帶著凳子聽課。”

　　獅子完小校長非常支持課堂上講授防性侵，他告訴孫雪梅，性侵兒童案件的新聞報道不少，但在上健康教育課時，學校老師一直不知如何講授。孫雪梅講課結束後，校長把教案留瞭下來，希望學校老師以後用這個教案給其他孩子授課。

　　孫雪梅的授課被三岔河鄉中心小學校長、三岔河鄉副鄉長得知後，兩人特意趕到獅子完小，讓孫雪梅無論如何都要去中心小學“留守兒童之傢”上一堂課，那裡120名學生全是留守兒童，他們特別需要這樣的知識。

　　也正是由於孫雪梅的這次授課，習水縣決定在全縣推廣兒童防性侵教育。2014年2月，習水縣婦聯主席邀請孫雪梅回去上課，雙方商量在全縣推廣，縣婦聯、教育局、團委、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門參與，習水縣抽掉瞭各鄉鎮90多名女教師到縣城接受培訓。教育局通過網絡把教案、PPT等發給各鄉鎮老師，要求她們回鄉鎮落實到具體的課堂上。

　　這對孫雪梅來說是興奮的，因為在她看來，在一個縣如此大規模地展開教學，是非常有難度的。此後，女童保護項目先後在廣西、湖北等地農村鋪開。

　　教案爭議

　　女童保護項目和專傢組多次論證義務教育階段防性侵教案。起草的教案經過全國律協未成年人保護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張雪梅、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小軍等專傢歷時半年多的40多次修改，最終形成獨立的《防性侵教育小學課堂45分鐘標準教案》。

　　關於隱私部位學名是否應該出現在教案中的爭論也是女童保護項目和專傢考慮的。“後來沒有采用隱私部位學名，目前國內大多數人談性色變，尤其傢長和老師都可能接受不瞭，所以我們根據國際慣用，提出內衣和短褲覆蓋的地方屬於身體的隱私部位，不能隨便讓人觸碰。”孫雪梅告訴齊魯晚報記者，像這樣的討論很多。

　　她舉例說，“撰寫教案的過程中，我們也征詢瞭心理學專傢的意見，因為怕給孩子帶來心理恐懼，教案不能做成恐怖教育，防性侵教育主要是安全教育，但並不能因此讓孩子以後對性或者成年男人恐懼。”

　　孫雪梅說，看似細微的地方，可能會對兒童生命安全構成威脅。比如被性侵是否要大聲呼喊，當時爭議就比較多。最後他們綜合國外兒童防性侵經驗等，主張是否大聲呼喊要分周圍人多和人少兩種情況。

　　“人多的地方比如公交車等公共場合，要大聲喊叫和嚴厲拒絕，並向周圍人尋求幫助，到達安全地帶。而在人少的場合，隻有你和對方時，雖要拒絕，但要懂得安全反抗、安全逃脫，一味地大哭大叫可能會激怒對方殺人滅口，威脅到生命。”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小軍告訴齊魯晚報記者。

　　教案還根據性侵兒童案例的實際來制定課程。孫雪梅告訴齊魯晚報記者，2013年—2014年的一個年度內的192起性侵兒童案件中，陌生人犯案僅占38起，絕大多數案件均為不同程度的熟人犯罪。

　　從曝光的案件實施者與受害人的關系看，師生關系占比最高，達42起；鄰居關系緊隨其後，達36起；網友關系、所在區域保安人員關系10起。“我們在教案中告訴孩子們，不光是陌生人可能侵害你，熟人也可能。所以，如果老師、校長、鄰居或者其他你認為權威的人，要觸碰你的隱私部位，也屬於性侵害，要勇敢拒絕。”孫雪梅說。

　　這隻是小學教案起草過程。

　　5月29日，齊魯晚報記者聽取瞭女童保護項目關於初中學生教案的商討。針對教案中“墮胎以後長大就不能當媽媽”的描述，北京師范大學腦與認知科學研究院教授劉文利建議，不要使用如此恐嚇的態度。

　　“後面還提到青春期發生性關系可能會犯罪，就是把性跟錯和罪聯系起來，甚至跟一生的不幸聯系起來，對孩子教育是不利的。”類似的討論持續3個小時。

　　許多專傢認為，課程安排上隻有一節45分鐘的教學是不夠的，“許多學校教學任務重，不可能抽出這麼多時間，我們想在45分鐘中教授他們最有用的方法。”孫雪梅說，初中教案的最終敲定需要較長時間，要不斷與專傢探討，甚至可能教學實踐後再改。

　　參與防止性侵女童教育工作的不隻是女童保護項目。北京海淀檢察院有一個法制教育基地，“我們編瞭很多最新性侵案例的手冊，就是專門給孩子設置的，把很長的案例變成小案例。”海淀檢察院檢察官餘海燕告訴齊魯晚報記者。

　　劉文利也在北京十所打工子弟學校進行著教學，她告訴齊魯晚報記者，“我們設計小學課程，一到六年級是72個課時，每個學期6課時，我們已經做瞭三年瞭。”

　　孫雪梅說，雖然大傢對教案產生爭議，但目前最應該做的是教師應該成為教授女童防止性侵的主力。

　　自上而下的標準缺失

　　今年5月29日，女童保護項目發佈《2013年—2014年兒童安全教育及相關性侵案件情況報告》，統計顯示，192起曝光的性侵兒童案件中，至少有106起發生在鄉鎮、農村地區，這些地區留守兒童較多，占總量的55.21%，僅留守老人性侵兒童案件就有16起。

　　“鄉鎮、農村地區確實是重災區，習水縣留守兒童較多，確實發生過留守兒童遭遇性侵害的事件。”孫雪梅分析認為，一方面是鄉鎮農村地區的未成年人安全保護工作較為薄弱，另一方面，留守老人的身心健康也亟待政府部門和民間救助。

　　女童保護項目進行的調查顯示，目前我國義務教育小學階段的防性侵教育普遍存在缺失問題。

　　“女童保護項目對235名小學男生、219名小學女生進行的調查顯示，僅有17.58%的孩子知道什麼是性教育，60.88%的孩子不知道何為性教育，21.54%的孩子選擇‘似懂非懂(知道一點點)’。”女童保護項目工作人員李婧告訴齊魯晚報記者，受訪的父母職業40%是在外打工者，33.48%為農民。

　　7月7日，孫雪梅告訴齊魯晚報記者，近日發生的性侵案件顯示，遭遇性侵的女童多數為留守兒童或者單親兒童。“這再一次印證，傢長保護和知識匱乏的缺失，使得性侵案件多發。”

　　面對“如果遇到有人不經你和傢人允許，要摸你或有其他動作時，你知道該如何求助和自救”的問題，有23.6%的孩子選擇“不知道”，在選擇“會”的76.4%的孩子中，44.3%選擇瞭“大聲呼喊”。

　　女童保護項目的工作人員李婧告訴齊魯晚報記者，實際上，性侵犯罪的可能發生地域有公眾場所和密閉偏僻場所兩類，如果兒童在密閉偏僻場所大聲呼喊，可能會導致性侵者臨時起意殺害孩子。由於缺乏系統、科學的授課，兒童對防性侵知識的一知半解，在特定情況下，會危及自身安全，造成惡性後果。

　　女童保護項目認為，政府保護女童的工作做得仍然不到位。2013年性侵兒童案件不斷曝光後，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團和全國婦聯聯合出臺《關於做好預防少年兒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見》，要求各地教育部門和寄宿制學校對女生宿舍實行封閉式管理，要通過課堂教學、編發手冊等形式開展性知識教育，教育女學生瞭解預防性侵的知識，遭遇性侵犯後懂得如何尋求幫助。

　　因為缺少自上而下的權威教案和標準，使得地方試圖推進意見落實卻無從著手。

　　其中有兩個原因。意見還停留在提倡層面，而不是強制性規定。這導致各地受到客觀條件、主觀意願的限制，政策落實程度不一，效果難以保障。孫雪梅向齊魯晚報記者分析，在多起性侵兒童案件中，學校、傢長都沒有教授孩子如何防止性侵，“事情持續這麼多年，學校竟然毫無舉措。”

　　“更大的問題在於，我國目前還沒有一部經專傢撰寫、科學論證的全國性防性侵教材教案，這一領域在全國層面仍為空白。因此，雖然廣東等地方教育部門陸續出臺性教育或防性侵的讀本，但缺乏權威性、標準性、可推廣性，導致兒童安全教育的地方實踐隻能停留在一地，甚至可能是一屆教育部門主管領導的任上。”孫雪梅不無擔憂。

(原標題：防性侵課標準去哪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