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在遊戲的每一步都可以充滿誘惑，誘導支付，為什麼就不能在未成年人身份認定上多一些身份識別、驗證等制度性“圍欄”？ 

　　據澎湃新聞網報道，因為11歲兒子曉鵬多次偷用傢長手機給自己發微信紅包，然後充值玩手遊，西安臨潼區吳女士去年11月將騰訊公司訴至法院。不過，她最終選擇撤訴，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覺得舉證難度較大。另據代理律師趙良善介紹，截至目前，他已先後無償為5個傢庭追回未成年人擅自充值的44500餘元。

　　近年來，類似曉鵬這樣動輒花費數萬元“打水漂”的報道屢見不鮮。湖南長沙12歲女孩萍萍在手機唱歌遊戲裡“打賞”花掉瞭媽媽3萬多元；深圳11歲男孩玩手遊花光傢中3萬元積蓄；武漢10歲男孩玩遊戲充值5.8萬元……

　　幾乎每一起事件的過程都似曾相識：孩子沉迷手遊，然後在傢長不知情的情況下，花掉巨額款項。這其中，也不乏傢長事後追討款項，但從現實情況看，追討成功的比例似乎並不高。即便有僥幸追討成功者，也多是在媒體乃至律師介入的情況下，雙方協商處理的。而社會上，像陜西趙良善這樣為瞭孩子肯堅持免費維權的律師，更是鳳毛麟角。

　　那麼，兒童在手遊中花費巨款，追討的難度隻是因為“舉證難”嗎？客觀而言，“舉證難”肯定是存在的。與傳統的交易不同，網絡交易缺乏固化的介質文本，即便相關的交易記錄有電子痕跡可尋，但由於這些數據記錄被保存在服務器中，不僅查詢起來有困難，也容易被系統後臺操作者復制、修改甚至刪除。由於很多傢長要麼缺乏證據保全的意識，要麼缺乏相應的能力，均使得舉證困難重重。

　　比如，如果傢長平時也玩手遊，而且孩子玩手遊用的也是傢長的手機和賬號，這也會導致無法認定交易主體是未成年人。也因此，盡管很多人心疼那幾萬塊錢，但都本著“花錢買個教訓”的心態，想著隻要孩子以後不再玩瞭，官司就算瞭。

　　其實，這樣的做法未免走入瞭另外一個誤區：兒童手遊消費的舉證並非困難到讓人放棄的地步。小孩子即便是盜用傢長的手機和賬號支付，也會留下聊天記錄等諸多電子痕跡，傢長也可以留意保存下相關的交易頁面或文件。技術在帶給支付者便捷的同時，也會使得相關取證變得更輕松。這實際上是一種雙向的關系。

　　據報道，趙良善律師為瞭證明是11歲曉鵬自己進行的遊戲活動並充值，就自掏腰包請公證處對律師取證過程進行瞭公證。盡管這個公證取證的步驟多達107個，但並非不可企及。何況，既然有專業的律師可以做這些事情，傢長們又怎能輕言放棄？既然遊戲的每一步都可以充滿誘惑，為什麼就不能在未成年人身份認定上多一些身份識別、驗證等制度性“圍欄”？

　　可見，問題的關鍵仍在於利益驅動機制下的監管失職與自律缺乏。企業即便要“從小培養遊戲人口”，也應該遵循起碼的法律準則，要充分體現對未成年人的保護，而不是一邊誘惑兒童，一邊又把責任推給傢長和學校。當然，傢長也應該檢討，決不能一錯再錯，畢竟涉及自身權益的事情，成年人首先要對自己和孩子負起責任來。（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