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0/20 聯合報 名人堂 王道環】

每年時月上旬，諾貝爾獎「放榜」，是吸引全球媒體的盛事。有些國際通訊社如湯姆森路透，甚至有專職的研究人員從事預測。反正無論槓龜與否，都算新聞。今年十月一日的周末，正值放榜前夕，路透循例發布應景特稿，受到國內媒體的注意。因為路透的分析師潘道貝里說：「廿世紀上半葉，英、德、法三國主宰了科學界。二次大戰後，美國崛起成為世界領袖。如今我相信，我們將開始見到亞洲的諾貝爾獎得主和歐美國家一樣多。」

這位分析師究竟是何方神聖？根據這篇特稿，他「二○○二年以來，準確預測了十位諾獎得主」。那又怎樣！二○○二年到去年，共有六十七人得到諾貝爾獎的科學獎項。也就是說，分析師潘道貝里的預測，成功率不到百分之十五。難怪今年他點名的六個人，無一上榜。

不過，潘道貝里絕不會難為情，因為這是非戰之罪。他的預測來自引文分析的結果。這種分析的基本假設是：越受重視的研究成果，受徵引的次數越多。然而，這樣產生的世界科學英雄榜，排名難分高下的頂尖高手超過一千人，想在其中進一步披沙揀金，未免強人所難。

其實這個現象反映了科學這一行的古今之變。設立諾貝爾獎的諾貝爾先生，是徹頭徹尾的十九世紀人。那時科學還算不上職業；只有極少數人能靠「科學研究」領養家活口的薪水。現代職業科學家是廿世紀的產物。

科學史上最偉大的三位科學家：牛頓、達爾文、愛因斯坦，與今日的職業科學家毫無相似之處。牛頓是劍橋大學教授，但是十七世紀的劍橋大學教授與今日的完全不同：學校供食宿以及微薄的薪水，可沒有研究經費。牛頓可以切磋論學的同學，整個歐洲都沒幾個。此外，他做研究出自興趣，沒有必要發表成果。牛頓四十五歲發表以萬有引力解釋太陽系運行的巨著，是比他年輕十四歲的小朋友催生的。

十九世紀的達爾文一生沒領過薪水，靠家產做研究。愛因斯坦是廿世紀最家喻戶曉的科學家。可是他大學畢業後，得不到深造的機會；為了生活，幹了兩年流浪家教，再進瑞士專利局，下班後才做研究。一九○五年他完成五篇論文，包括後來得到諾貝爾獎的量子論文、博士論文，以及第一、二篇狹義相對論論文，全是業餘產品。

俱佳矣。如今科學不只是正當職業，還被宣傳成國家競爭的工具，參與科學研究的人數史無前例。結果卻是：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越來越少，科學的國家戰略地位越來越可疑，科學社群變成了爭奪國家預算的利益團體。

在這種情況下，亞洲的諾貝爾獎得主增加了，又有什麼意義？何況潘道貝里只不過是隨著歐美的中國熱起鬨。現實冷酷多了。

不談美國，就比較英國與日本罷。英國人口是日本的一半，政府投入的科研經費比日本差得更多。可是自兩千年以來，英國獲得了十個諾貝爾科學獎。日本也獲得了十個，但是其中三人的獲獎成果是在美國完成的。不過這樣的比較仍嫌膚淺。

須知東亞國家高中生進入大學主修科學的比例全球第一。這麼多人犧牲志趣、浪費青春，是國家發展的危機，不會是創造願景的資本。

（作者是生物人類學者，任職於中研院史語所）

愛因斯坦：「什麼是教育？當你把受過的教育都忘記了，剩下的就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