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扁到底有沒有罪（二）？龍潭購地案
相較於陳敏薰案，龍潭購地案牽涉比較廣，也是目前阿扁被判最重的案件（11年），為了能夠在篇幅之內讓大家理解來龍去脈，我會將事實寫短一點，然後把法律的觀點用較長的篇幅去討論。網路上很多似是而非的說法，甚至有律師把法律的要件都搞錯了，希望本文能夠澄清這種疑慮。
龍潭案的主角是辜成允。法院認定的事實倒是蠻簡單的，辜成允要把自己的土地（龍潭）賣掉，卻一直賣不出去。大家都知道，賣房找仲介賣比較快，而龐大土地需要很有人脈的仲介，於是辜成允找到吳淑珍當仲介，並約定報酬。
辜成允這邊提出的方案是，把土地賣給政府主管的科學工業園區，吳淑珍對此計畫表示贊同後，找上主管科學工業園區的李界木，表示希望科學工業園區能夠把龍潭買下來（龍潭購地案）。
看到這邊暫停一下，讀者應該會發現，主要行賄者是辜成允，受賄的公務員是李界木。簡單來說，李界木如果承諾收錢辦事，這兩個人已經分別構成行賄與受賄罪，而吳淑珍做為中間的白手套，理應成為某一方的共犯。所以這時候你就要問了，阿扁在哪？
是這樣的，因為李界木推動龍潭購地案受到很多阻撓，有好幾個部會反對龍潭購地案，於是李界木向吳淑珍報告此事。吳淑珍說，好吧，你來見總統，報告一下推動龍潭購地案的困難。於是阿扁聽了李界木報告，其後就指示各部會應該儘速把購地案辦好。最後，李界木從辜成允那拿了3000萬，吳淑珍拿了1億。
好，我們來看一下，如果要阿扁有罪，我們需要證明什麼。
1. 阿扁知悉收錢的事實（有收賄的故意），與吳淑珍是共犯，
2. 阿扁知道收這筆錢要辦什麼事，並予以允諾（對價關係）
3. 阿扁對科學園區有主管監督的權力
其實第三點「阿扁對科學園區有主管監督」是先決條件。試想，如果你今天給阿扁一億元，請阿扁在你的胸部上簽名，阿扁會不會構成公務員收賄罪？當然不會，因為「在胸部簽名」不是阿扁作為公務員所主管監督的事項，你那個一億元充其量是贈與。一個公務員要成立公務員收賄罪，必須針對「職權上所主管的事項」收錢辦事才會構成收賄罪，這一點也就是各位常聽到的「法定職權說」（詳後述）。
但是在討論阿扁對於科學園區到底有沒有主管監督的權力之前，只要讀者要看過上一篇【陳敏薰案】的討論，應該會有一樣的疑問：到底阿扁是不是共犯？如果不是，那這就是李界木、辜成允、吳淑珍三人之間的犯罪罷了（由於李界木是公務員，因此即使摒除阿扁，吳淑珍仍可成立相關犯罪）。
那我們法院是怎麼把阿扁納入這三人的遊戲結構呢？我們先來看檢察官怎麼說：
「雖無直接證據被告陳水扁涉案，但綜合各項證據，推理作用，認定陳水扁為共犯」。
那各項證據是什麼呢？
還記得李界木有跟陳水扁報告龍潭購地的困難嗎？我們的檢察官的認定是：「被告陳水扁、吳淑珍必然會再詢問更多關於本案內情，被告吳淑珍一定會告知陳水扁行賄之事」。
而在原審的時候，蔡銘哲（另一個白手套）、李界木、吳淑珍，都說阿扁對收賄一事不知情。蔡銘哲二審一度說阿扁是共犯，但後來又在2011年於另一審判承認自己做了偽證（坊間流傳的辜仲諒偽證是另外一案，龍潭案重點是蔡銘哲證詞才對），馬永成對於阿扁是否知情，日前也做了翻供。結果在證據如此薄弱之下，我們來看最後最高法院怎麼把阿扁判成共犯：
「吳淑珍所稱陳水扁先前不知情，係迴護陳水扁之詞。陳水扁辯稱不知吳淑珍收受辜成允給付之金錢，不足採信。 」
簡單來說：法院的意思就是「阿扁你說你不知道有收賄？偶不相信啦！」判決更說：「李界木這個小角色來找阿扁，阿扁竟然完全不訝異，阿扁你應該要知道有錢在裡面吧？」，然後認定陳水扁有收賄故意。ㄟ，刑法裡面，「應該要知道」叫做「過失」，如果阿扁要成罪，那應該是成立「過失收賄罪」才對。刑法有這個犯罪嗎？當然沒有。
那還有別的證據嗎？沒有了，我當時翻遍了卷宗，阿扁是共犯的證據就只有這樣。從頭到尾就是「阿扁你說你不知道，可是我覺得你知道耶」，證據呢？「我的感覺啦，馬永成也這樣感覺啊」（註：馬後來翻供）。
啊，我還沒提實質影響力說這個有問題的學說呢。
好，我們先假設阿扁就是共犯，阿扁就是知情好了。如果用這樣的前提，是否可以判阿扁有罪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還差一個條件：「龍潭購地是阿扁主管的權責」。
問題是龍潭購地是阿扁的權責嗎？不是。所以依照阿扁的「法定職權」，龍潭購地案不是他主管的東西，而公務員收賄罪，必須要是「收錢辦事」，而且要收錢「辦自己主管的事」（法定職權說）。
我國法院向來採這個法定職權說，美國聯邦法院在2007年也確立了法定職權說，原則上一個非常普遍的法律理論。按照這個理論，就算認定阿扁是共犯，阿扁也無法構成這條犯罪。
這時候大家就會說：「ㄟ，如果這樣，那以後公務員都收錢辦不是自己主管的事，然後都無罪，這樣可以嗎？」於是就有一個聲音：「不然這樣好了！只要有影響力，通通算公務員職權，全部都判公務員收賄罪！」（這就是實質影響力說）
這種說法，完全忽略了刑法的結構。很多律師、網路部落格都這樣誤導人民，實不可取。公務員收錢辦「不是自己的事」，依照法定職權說，確實不構成「公務員收賄罪」，但是會構成「其他犯罪」啊！！為了讓大家更清楚一點，我把三種犯罪態樣，由輕到重列出來：
A. 公務員單純收錢，卻未依政治獻金法申報（責任最輕）
B. 公務員收錢辦事，但辦的不是自己管轄的事，用人情壓力辦事（責任次重）
C. 公務員收錢辦事，而且辦的是自己管轄的事（責任最重，就是公務員收賄罪）
（關於這個分類，判林益世案的地方法院分得更細，請大家自行前往觀賞）
請問，刑法裡面，會把傷害、重傷、殺人當成一樣的事嗎？當然不會，因為他們造成的侵害程度各有不同，所以刑法才會有傷害罪、重傷罪、殺人罪的分別。
而龍潭購地案，講白話一點，就是把傷害的事實硬說成重傷的事實，然後再用一個莫名其妙的理論把重傷的事實判成殺人罪。
法定職權說是一個非常普遍的學說，而且經過這幾百年的修正，早就把「與法定職權附隋或密切相關的職務行為」也納進來了，根本就不像某些人講的：「採法定職權說就通通無罪」。刑法的結構很簡單：你有收錢辦事？好，收錢辦的是自己職務的事？這最嚴重，公務員收賄罪伺候。你收錢去辦的不是自己主管的事？很抱歉，也是犯罪，刑責較輕（林益世就是如此，不要再說什麼林益世不構成犯罪了，他只是不構成C，但照樣構成B。該地方法院交代的超級清楚）。
如果採實質影響力說，整個刑法結構反而崩解。為什麼？因為這樣B跟C就沒有分別啦。有影響力，就通通認定成同樣一種犯罪，這跟「有受傷，全部都判殺人罪」一樣荒謬。適當地認定法定職權為何，然後把剩下用人情辦事的情形用另一個法條規範，是在正常不過的刑法基礎。符合哪一個就用哪一條罪，這叫做罪刑法定原則。若採實質影響力說，加上法官的自由心證，只會造成無限擴張而已。刑法可不是用感情來判斷的。林益世案的法院為了擺脫實質影響說，花了很大的心力去解釋該案跟扁案的不同，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看看。
所以，這邊我就想考考大家了。為何當時特偵組移送，檢察官起訴的時候，幹麻不用B罪移送就好？反正只要硬凹阿扁是共犯，用「B.公務員收錢去辦不是自己管轄的事」不就好了？這樣最高法院也不用改變向來法定職權說的見解，也不會造討論「實質影響力說」的紛爭，不是兩全其美？
這就是問題關鍵啦。台灣一直以來，一直有收錢喬事的文化。而且台灣重人情，公務員常常喬的都是跟自己職務無關的事，如此一來，台灣一直以來都沒有像德國、日本一樣，把收錢辦事（辦不是自己主管的事）直接立法。後來迫於壓力，才在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定了一個「非主管監督的圖利罪」。但這個不能完全取代B罪的地位，而且他的要件非常嚴格。
由於本案針對阿扁的證據就已經很薄弱了（也就是我這篇前半段所敘述的），如果當時用非主管監督的圖利罪移送，會直接在文義上就無法構成那條犯罪，這樣新聞馬上就會有「阿扁無罪」的斗大標題出現，很難看。所以要能夠入阿扁於罪，要選擇條文簡單明瞭，解釋空間很大的C（公務員收賄罪）才有機會。而我們看到的，就是法院使用了一個「實質影響力說」（還跟國外的實質影響力說不太一樣），先把阿扁喬成共犯，再硬把阿扁歸類於C，然後判了11年有期徒刑。
寫到這，大家應該知道了，真正有問題的，其實不是法官（別再說恐龍法官啦）。真正有問題的，是下指導棋的最高法院，以及為了保護自己的立法委員。下一篇，我就要來討論扁案問題最深的根源：最高法院，然後也會一併討論換法官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