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很少练功：

zt:首先，让我们看一看沃霍的创作题材，它是沃霍艺术的直接外在表达。大致而言，其创作题材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日常消费品，其中包括著名的坎贝尔汤罐头绘画系列、可口可乐绘画系列、布里洛肥皂和汉兹蕃茄酱装置系列等。这类题材所表现的大多是最为平淡无奇，但却可以为所有美国人一眼辨认出来的日常消费品。以坎贝尔汤罐头汤为例，沃霍本人即是吃这种到处可见的廉价食品长大的。同美国平民大众一样，他可能在这红色商标的罐头食品中看到了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在选择这一题材时，沃霍显然想避免传统艺术对于作品所传达信息或内在意义的依赖。沃霍自己曾谈道：当时他“在寻找某种能够显示空洞无物的本质的东西，而坎贝尔汤罐头就是这样的东西。” 可是，如后面将谈到的，正是种“空洞无物”使沃霍的整个创作具有了某种“形而上学”内容。

沃霍的第二类主要题材是名人肖象系列。他们包括电影明星、流行音乐歌星、政治家、文学家、及沃霍本人。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玛丽莲·梦露、艾维斯·布莱斯利、伊丽莎白·泰勒等明星系列。不同于以往的肖像画，沃霍的大部分名人肖像都不是根据自己对对象的观察和认识创作的，而是依据电影剧照、报刊照片或招贴画等复制而成。例如，沃霍所有的玛丽莲·梦露肖像皆基于梦露在影片《尼亚加拉》中的著名剧照而创作。这幅出自吉尼·康曼之手的摄影作品本身展现的就是一个性感电影明星，而非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个人。事实上，沃霍本人是知道这一点的。他在见到梦露后曾对朋友谈道，“她的银幕形象与生活中的形象完全不同。她是那样腆静。” 这清楚表明，沃霍是有意识地选择已被大众传播媒介定型，因而已为公众接受了的偶像形象作为其肖像作品创作的基础。

除了日常消费品和名人形象，沃霍还创作了一系列与社会暴力行为与事件相关的作品，即《灾难》和《死亡》系列。其中有表现社会动乱的场面，汽车相撞和飞机失事事件，有执行死刑的电椅，自杀用的绳子等。它们大都直接来自报刊杂志等传播媒介，最有名的例子有《一百二十九人丧生（飞机失事）》和《红色种族骚乱》等。不过，如杰米·詹姆斯正确指出的：“虽然这些绘画明显反映了美国一个动荡时期的现实，但如果认为《灾难》系列绘画的创作出自于试图评说社会现实本身的动机则是一个错误。” 的确，在这类作品中并不存在任何“悲剧”因素或“抗争”意识。它们也令人震惊，但那只是来自于这类题材以前从未在艺术中得到如此明确的表现而已。对于沃霍来说，他选择这些题材的主要动机可能是着眼于其“传媒性质”，既它们易于产生轰动效应。“热门的”题材和“冷漠的”色彩显然是其关注的重点。

这样，沃霍的创作题材已经清楚显示了其艺术的主要内容，既消费社会、大众文化和传播媒介的产物。它们正相对应的是战后美国社会的三个主要特征：消费主义、商业主义和名人崇拜。通过这类题材的选择和表现，沃霍试图消除所谓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先锋艺术与媚俗艺术之间的界限，或者用布赫的话来说，“博物馆与百货商场”之间的界限，从而使艺术成为某种可以为所有人立即理解的东西。对于大众传播媒介，沃霍本人曾明确表示：“我并不改变传媒，我也不在我的艺术和传媒之间做出区分。我只是为我的作品利用传媒而重复传媒。我相信传媒就是一种艺术。” 事实上，沃霍作品的题材和表现内容同大部分波普艺术家并无区别。概括而言，方便食品、品牌产品、广告招贴、电影海报、城市街道、高速公路、超级市场、电视、电影、卡通连环画等构成了所有波普艺术家的创作题材。不过，较之其他波普艺术家的作品来说，沃霍的作品却产生了更为轰动的效应和更为深远的影响。这里的原因是，以独特的形式和创新的技法，它们更为清楚地展现了波普艺术的内在美学观念和意识形态内容。

在沃霍的晚年，其创作的肖像绘画布满了感性和富有表现力的强劲笔触，明显地带有个人独特风格特征，从而展现了向传统架上绘画的回归。他也还在用丝网印刷法复制别人的作品，其最后的重要系列作品是在去世前一年，即1986年，创作的六幅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但是，与早期作品的一个明显不同之处是，这几幅分别为黑色和青色、黑色和桔黄色、黑色和白色、与黑色和黑色色调的作品似乎笼罩着一种异常沉重的“崇高”气氛。尽管他也仍然创作商业广告作品，如1986年为坎贝尔汤公司重新绘制坎贝尔汤罐头广告，但同样的题材已有不同的意义。如鲍德里亚指出的：“在1965年，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攻击独特性观念；在1986年，他已一种非独创的方式复制非独创性的作品。” 只是，此时沃霍的“复制方法”已被视作新的传统表现形式，鲍德里亚将其称为影像或模拟的新“光晕”之形成。事实可能不仅如此，在批评家、传媒、博物馆和收藏家的合作下，沃霍的作品已经被“光晕化”为最新的高雅艺术形式。在沃霍去世两年后，纽约现代艺术馆举办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型沃霍艺术展，随后并巡回伦敦、科隆、米兰和巴黎展出。一个更明显的例证是，在1990年代，沃霍的一幅《桔黄色玛丽莲》在纽约索斯比拍卖行以一千七百万美元成交，从而使其沃霍侪身于毕加索和凡高等现代主义大师之列。

也许，还是阿多诺是对的，其在致本雅明的信中说道：“先锋派艺术和大众文化都带有资本主义的耻辱伤痕，二者都含有变化的因素……二者都忍痛选择了完整自由的一半，但它们加起来并不等于完整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