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2-04 18:41:31清风一笑
兒玉、後藤如何欺騙援助中國革命
日本的台灣殖民統治者，也有援助中國革命的傳聞，但拆穿來竟是一場騙局，就以1900年的日本出兵廈門與革命黨惠州舉兵的關連來觀察日本的殖民統治者兒玉、後藤的騙術是多麼的狡猾奸詐。
1898年2月26日，日本陸軍中將兒玉源太郎就任第四任台灣總督，3月2日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就任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後改稱民政長官），開始啟動台灣殖民地的整編，並銳意策劃大陸對岸的經營。兒玉總督在1899年6月提出「有關台灣統治的既往及將來的備忘錄」，披露對台灣對岸的良港廈門的苦心經營策 [1] 。後藤民政長官即配合兒玉總督的對岸經營策，提出台灣銀行廈門支店設置論，為日本「帝國南進的前驅」 [2] 。從此可見日本的台灣殖民統治者兒玉、後藤，早就懷有為日本帝國「南進」的侵略思想。後藤新平的女婿鶴見佑輔著『後藤新平』傳記，赤裸裸的敘述當時台灣殖民統治者的「南進」野心，但是隱蔽其岳父後藤新平擔任謀略工作的細節。
日本在割據台灣之後，確實有對中國進一步侵略的野心，這從1898年迫使清廷在4月22日簽訂福建省不割讓交換公文，將福建省列為日本的勢力範圍看得出來。日本的台灣殖民統治者，體察中央政府的意圖，即利用1900年義和團事變之際，策畫派兵進攻台灣對岸的福建省廈門，因為廈門是華南通商交通上的要衝，是日本「南進論」者垂涎之地。兒玉總督欲利用列強關心華北義和團紛亂之際，企圖趁機佔領華南的廈門，然而出兵廈門之舉，遭遇列強的質疑與抗議，日方不得已撤兵，而陰謀未能得逞，就反過來利用中國的革命黨起事，說願意給予援助，結果證明日方的援助中國革命只是企圖佔領廈門的馬前卒。雖然日方當時內閣會議的議事錄，將此段有關記錄抹殺，來隱蔽日本的陰謀，但是日本侵略中國的意圖，從各種資料的發掘仍是無法掩飾。
一、兒玉、後藤趁義和團事變搞謀略
1900年中國發生義和團事變的危機，日方認為有機可乘，除了參加八國聯軍出兵華北之外，超越列強的共同鎮壓「拳匪」（ Boxer）行動而另有圖謀。後藤台灣民政長官，在1900年4月有義和團舉事傳聞時，從1日至25日親自到福建省各地視察，當然這是趁清廷發生義和團之危，擴大日本在華南橋頭堡的大好機會。據廈門領事豐島捨松致外相青木周藏的報告，後藤出差廈門後的建議有以下二點值得注意：一、由台灣事務官兼任駐廈門領事，二、由台灣總督府支付津貼給寄留廈門鼓山湧全寺的日本禪宗僧細野南岳1年1000美元，而後藤在數月前即令此僧進入該寺。這些資料證明，台灣總督府事前即特別關注對岸廈門，並且有種種佈置，而有利用佛僧謀略的意圖。此與之後日本發動廈門事件的謀略吻合 [3] 。
當時兒玉與後藤的如意算盤就是，俄國佔領牛莊、英軍登陸上海，因此認為日本出兵廈門，大概也不會引起國際上的非難。台灣殖民統治者所要盡力的對岸經營，可說完全符合日本「南進」的國策。台灣不僅是日本帝國「南進」向南洋發展的據點，也是向中國大陸華南擴張的絕佳基地。台灣總督府開設台灣銀行廈門支店，就是日本設置進出大陸華南的橋頭堡，在南方通商交通的要衝打上樁腳。
6月15日天津義和團襲擊洋人教會，與「洋兵」交戰。6月20日義和團包圍北京各國公使館，6月21日清廷對出兵北京的列強宣戰。7月14日八國聯軍約2萬（主力為日軍）攻入天津，
在這期間，日本於7月6日閣議決定增派混成一個師團到中國，這樣日軍派兵總共達約2萬2千名，並將此通告各國。7月14日，英國駐日代理公使對日本青木外相表示，日本如果增派2萬日軍時，可以財政援助日本100萬英鎊 [4] 。日本派出重兵到大陸，也得觀看英國金融援助的臉色。
後藤也在7月23日與7月30日上京拜訪近衛篤麻呂公爵，近衛是明治天皇最重要的情報員之一，可以經由侍從長隨時上奏國是意見。他在1894年甲午戰爭前獻策，召開帝國會議通過軍事預算案對「清國」開戰；但是1895年甲午戰爭之後，他改變主張為「日清同盟論」來共同對付俄國，說日華「同文同種」、「鄰邦親善」，並於1898年6月組織「同文會」，並在上海設立「同文會館」「同文學堂」，訓練人員對中國情報的收集。11月「同文會」與「東亞會」合併，成立「東亞同文會」，這是一所日本的情報學校，目的是日華合作來共同對付俄國。後藤拜訪近衛的意圖，在於遊說「北進」固然重要，南方經營的重要性也不可忽略，企圖將此意見能到達層峰 [5] 。
8月14日，日軍與各國聯軍侵入北京城。然而在此之前的8月10日，日本閣議秘密決定出兵廈門。在日本政府內，由於陸軍大臣桂太郎和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的強力支持，得以秘密進行佔領廈門計畫。海相山本權兵衛8月14日向兩艘軍艦的艦長電訓：「必要時在廈門，為保護居留的帝國臣民，待機將若干兵員登陸」。8月22日參謀總長大山巖獲得天皇裁可，訓令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有伺機佔領廈門的必要。8月23日，陸軍大臣桂太郎再以奉敕命令，命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指揮，預備派遣駐台日軍到廈門 [6] 。如此，日方的廈門佔領計畫，即由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當日派遣到廈門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策畫執行。其後日軍的一連串行動，都是依兒玉總督的指示進行 [7] 。
二、兒玉、後藤的佔領廈門計畫
8月23日後藤新平立即渡海到廈門，第二天8月24日，廈門東本願寺布教所發生放火燒失事件。依日本學者的研究，這是後藤新平命令日本僧侶放火的，而且偽稱這是清國人暴徒所為。東本願寺放火事件無論如何與僧侶高松誓脫離不了干係，他是在玄洋社的地盤福岡出身的僧侶，年輕時擁護西鄉隆盛的「征韓論」，參加西南戰役，西鄉兵敗後轉為東本願寺僧。台灣割讓給日本後，東本願寺在台北和彰化開設別院，高松被選派為彰化別院主宰，致力於日式佛教與「皇化」的普及台灣，而獲取兒玉台灣總督的重視。高松又企圖將日本佛教推展到華南，以華南布教總監之名親臨廈門，設立東本願寺華南布教總監部，主宰東本願寺廈門別院，來往於台灣與廈門之間。
當義和團事變興起，台灣雲林的抗日頭目柯鐵響應活動時，在台灣中部開設彰化別院收集情報的高松察知，立即通報兒玉總督鎮壓。他一方面擔任僧侶，另一方面扮演諜報員的角色。廈門東本願寺被暴徒放火燒是據他報告的傳言，他說自己背著阿彌陀佛本尊避難皷浪嶼 [8] 。但是據當時美國駐廈門領事的報告，在事件當天，僧侶們把貴重物品全部運出去，當夜住宿本願寺的只有住持寺的和尚一人，他在凌晨一點跑到日本領事館報告中國人暴徒放火燒寺，但除了住持和尚之外沒有人看到暴徒，只看到中國人士兵與民眾幫忙滅火 [9] 。
這時停泊在該地的日本軍艦「和泉」的海軍陸戰隊先行登陸。然而廈門的英國領事，知悉事件的背後有日方重大的軍事謀略，於是聯合英、美、法三國領事，向日本政府嚴重抗議。 當時英美各派一軍艦至廈門示威， 因為日本向廈門出兵，違反了英美列強把義和團戰爭限定在華北的戰略。
當時在廈門的後藤新平，一直在策劃佔領廈門的謀略，並將期限訂在8月30日，而推演佔領廈門後的措施。8月27日，從台灣派出的混成部隊，乘船開往廈門，準備從台灣出兵佔領廈門。想不到在日軍要佔領廈門的期限前二天的8月28日，樞密院議長伊藤博文憂慮事態發展變成英美列強出面干涉，而反對日軍強行出兵廈門，即說服外相青木周藏，推翻先前的閣議決定。另一方面，列強的軍艦也開入廈門港內，實際上日方的單獨出兵已經不可能，日方不得不中止出兵計畫，即命令上野廈門領事以及兒玉總督中止佔領計畫，並命令廈門領事立刻回京報告。
8月29日，英國駐日的代理公使向青木外相質問日軍登陸廈門的理由，並指出英國駐廈門領事對廈門東本願寺放火事件的前後狀況以及出入人員皆有目擊，質問放火事件是否為日本出兵廈門的藉口？日本政府獲知英美抗議，英美是日本重要的財政援助國，既然出兵的謀略已經外洩，即命令中止派兵。從台灣派去的軍隊就在廈門港外折回，海軍陸戰隊也在9月7日撤出。日本佔領廈門的軍事謀略，因此挫折而未能得逞。
由於佔領廈門的計畫變更，兒玉總督還氣憤的掉眼淚 [10] ，並提出辭呈，9月1日後藤民政長官也到東京活動，直到9月21日返台，9月24日近衛公爵組織「國民同盟會」，宣言舉國一致解決滿洲問題 [11] ，此事態的發展導致9月26日山縣有朋內閣總辭職。
山縣內閣的「南進政策」，本來是對應義和團事件時俄國的動向。當時俄國進軍滿洲，因此日本也要進軍華南。伊藤反對佔領廈門計畫，是當時俄國已經提議從滿洲撤兵，如果日本再出兵廈門，必定引起與英國的糾紛，甚至招來列強的干涉。
三、兒玉、後藤改變為利用孫文革命
日本佔領廈門的謀略失敗之後，日本政府、軍部、台灣總督府甚為不甘心，如有機會還想出兵華南，而沒有放棄侵略中國的野心。剛好那時大陸浪人山田良政到台灣來拜託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請其向兒玉總督請求給予中國革命援助。
孫文為了打倒滿清政府的革命運動，一直依靠黑龍會主幹內田良平以及宮崎滔天、福本誠、清藤幸七郎、平山周等日本浪人的協助。在1900年2、3月之間，山東省傳出義和團將舉兵的情報，咸認為這是舉兵的大好機會。內田良平與宮崎滔天，為了援助舉兵的軍資，從內田的親戚即赤池煤礦的主人兒島哲太郎取得捐款3千圓，而玄洋社的頭山滿也從中野德次郎取得捐款5千圓，還有近衛公爵的東亞同文會有政府內閣機密費支付的「支那調查費」4萬圓中挪用一部分。此外，內田良平與宮崎滔天、清藤幸七郎在廣州，以孫文的代理人的名義，向李鴻章的代理人劉學詢敲詐6萬圓，但只取得半額的3萬圓 [12] 。
當義和團舉兵於北京、天津時，孫文、鄭士良、陳少白、楊衢雲與這一夥日本浪人，於1900年6月8日從橫濱出發，內田也在九州的門司會合，7月16日抵達香港九龍，但英國政廳依保安條例5年間禁止入港，未得上岸。依宮崎滔天的記錄，7月18日他們在回航的船上會議，決定舉兵攻取廣州。軍事部署為總指揮鄭士良、參謀原禎、楊衢雲、民政總裁福本誠、副總裁平山周、玉水常次、野田兵太郎、香港預備役伊東知也 [13] 。
玄洋社社長平岡浩太郎與黑龍會主幹內田良平之所以要援助孫的革命，是因為中國革命與日本的利害一致，孫文革命的旗幟是「滅滿興漢」、「驅逐韃擄」，這樣日本援助漢人的「日支提攜」，可以讓日本將韃擄的滿洲與西伯利亞收為日本國土，建立大陸經營的基礎 [14] 。
1898年2月26日，日本陸軍中將兒玉源太郎就任第四任台灣總督，3月2日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就任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後改稱民政長官），開始啟動台灣殖民地的整編，並銳意策劃大陸對岸的經營。兒玉總督在1899年6月提出「有關台灣統治的既往及將來的備忘錄」，披露對台灣對岸的良港廈門的苦心經營策 [1] 。後藤民政長官即配合兒玉總督的對岸經營策，提出台灣銀行廈門支店設置論，為日本「帝國南進的前驅」 [2] 。從此可見日本的台灣殖民統治者兒玉、後藤，早就懷有為日本帝國「南進」的侵略思想。後藤新平的女婿鶴見佑輔著『後藤新平』傳記，赤裸裸的敘述當時台灣殖民統治者的「南進」野心，但是隱蔽其岳父後藤新平擔任謀略工作的細節。
日本在割據台灣之後，確實有對中國進一步侵略的野心，這從1898年迫使清廷在4月22日簽訂福建省不割讓交換公文，將福建省列為日本的勢力範圍看得出來。日本的台灣殖民統治者，體察中央政府的意圖，即利用1900年義和團事變之際，策畫派兵進攻台灣對岸的福建省廈門，因為廈門是華南通商交通上的要衝，是日本「南進論」者垂涎之地。兒玉總督欲利用列強關心華北義和團紛亂之際，企圖趁機佔領華南的廈門，然而出兵廈門之舉，遭遇列強的質疑與抗議，日方不得已撤兵，而陰謀未能得逞，就反過來利用中國的革命黨起事，說願意給予援助，結果證明日方的援助中國革命只是企圖佔領廈門的馬前卒。雖然日方當時內閣會議的議事錄，將此段有關記錄抹殺，來隱蔽日本的陰謀，但是日本侵略中國的意圖，從各種資料的發掘仍是無法掩飾。
一、兒玉、後藤趁義和團事變搞謀略
1900年中國發生義和團事變的危機，日方認為有機可乘，除了參加八國聯軍出兵華北之外，超越列強的共同鎮壓「拳匪」（ Boxer）行動而另有圖謀。後藤台灣民政長官，在1900年4月有義和團舉事傳聞時，從1日至25日親自到福建省各地視察，當然這是趁清廷發生義和團之危，擴大日本在華南橋頭堡的大好機會。據廈門領事豐島捨松致外相青木周藏的報告，後藤出差廈門後的建議有以下二點值得注意：一、由台灣事務官兼任駐廈門領事，二、由台灣總督府支付津貼給寄留廈門鼓山湧全寺的日本禪宗僧細野南岳1年1000美元，而後藤在數月前即令此僧進入該寺。這些資料證明，台灣總督府事前即特別關注對岸廈門，並且有種種佈置，而有利用佛僧謀略的意圖。此與之後日本發動廈門事件的謀略吻合 [3] 。
當時兒玉與後藤的如意算盤就是，俄國佔領牛莊、英軍登陸上海，因此認為日本出兵廈門，大概也不會引起國際上的非難。台灣殖民統治者所要盡力的對岸經營，可說完全符合日本「南進」的國策。台灣不僅是日本帝國「南進」向南洋發展的據點，也是向中國大陸華南擴張的絕佳基地。台灣總督府開設台灣銀行廈門支店，就是日本設置進出大陸華南的橋頭堡，在南方通商交通的要衝打上樁腳。
6月15日天津義和團襲擊洋人教會，與「洋兵」交戰。6月20日義和團包圍北京各國公使館，6月21日清廷對出兵北京的列強宣戰。7月14日八國聯軍約2萬（主力為日軍）攻入天津，
在這期間，日本於7月6日閣議決定增派混成一個師團到中國，這樣日軍派兵總共達約2萬2千名，並將此通告各國。7月14日，英國駐日代理公使對日本青木外相表示，日本如果增派2萬日軍時，可以財政援助日本100萬英鎊 [4] 。日本派出重兵到大陸，也得觀看英國金融援助的臉色。
後藤也在7月23日與7月30日上京拜訪近衛篤麻呂公爵，近衛是明治天皇最重要的情報員之一，可以經由侍從長隨時上奏國是意見。他在1894年甲午戰爭前獻策，召開帝國會議通過軍事預算案對「清國」開戰；但是1895年甲午戰爭之後，他改變主張為「日清同盟論」來共同對付俄國，說日華「同文同種」、「鄰邦親善」，並於1898年6月組織「同文會」，並在上海設立「同文會館」「同文學堂」，訓練人員對中國情報的收集。11月「同文會」與「東亞會」合併，成立「東亞同文會」，這是一所日本的情報學校，目的是日華合作來共同對付俄國。後藤拜訪近衛的意圖，在於遊說「北進」固然重要，南方經營的重要性也不可忽略，企圖將此意見能到達層峰 [5] 。
8月14日，日軍與各國聯軍侵入北京城。然而在此之前的8月10日，日本閣議秘密決定出兵廈門。在日本政府內，由於陸軍大臣桂太郎和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的強力支持，得以秘密進行佔領廈門計畫。海相山本權兵衛8月14日向兩艘軍艦的艦長電訓：「必要時在廈門，為保護居留的帝國臣民，待機將若干兵員登陸」。8月22日參謀總長大山巖獲得天皇裁可，訓令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有伺機佔領廈門的必要。8月23日，陸軍大臣桂太郎再以奉敕命令，命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指揮，預備派遣駐台日軍到廈門 [6] 。如此，日方的廈門佔領計畫，即由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當日派遣到廈門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策畫執行。其後日軍的一連串行動，都是依兒玉總督的指示進行 [7] 。
二、兒玉、後藤的佔領廈門計畫
8月23日後藤新平立即渡海到廈門，第二天8月24日，廈門東本願寺布教所發生放火燒失事件。依日本學者的研究，這是後藤新平命令日本僧侶放火的，而且偽稱這是清國人暴徒所為。東本願寺放火事件無論如何與僧侶高松誓脫離不了干係，他是在玄洋社的地盤福岡出身的僧侶，年輕時擁護西鄉隆盛的「征韓論」，參加西南戰役，西鄉兵敗後轉為東本願寺僧。台灣割讓給日本後，東本願寺在台北和彰化開設別院，高松被選派為彰化別院主宰，致力於日式佛教與「皇化」的普及台灣，而獲取兒玉台灣總督的重視。高松又企圖將日本佛教推展到華南，以華南布教總監之名親臨廈門，設立東本願寺華南布教總監部，主宰東本願寺廈門別院，來往於台灣與廈門之間。
當義和團事變興起，台灣雲林的抗日頭目柯鐵響應活動時，在台灣中部開設彰化別院收集情報的高松察知，立即通報兒玉總督鎮壓。他一方面擔任僧侶，另一方面扮演諜報員的角色。廈門東本願寺被暴徒放火燒是據他報告的傳言，他說自己背著阿彌陀佛本尊避難皷浪嶼 [8] 。但是據當時美國駐廈門領事的報告，在事件當天，僧侶們把貴重物品全部運出去，當夜住宿本願寺的只有住持寺的和尚一人，他在凌晨一點跑到日本領事館報告中國人暴徒放火燒寺，但除了住持和尚之外沒有人看到暴徒，只看到中國人士兵與民眾幫忙滅火 [9] 。
這時停泊在該地的日本軍艦「和泉」的海軍陸戰隊先行登陸。然而廈門的英國領事，知悉事件的背後有日方重大的軍事謀略，於是聯合英、美、法三國領事，向日本政府嚴重抗議。 當時英美各派一軍艦至廈門示威， 因為日本向廈門出兵，違反了英美列強把義和團戰爭限定在華北的戰略。
當時在廈門的後藤新平，一直在策劃佔領廈門的謀略，並將期限訂在8月30日，而推演佔領廈門後的措施。8月27日，從台灣派出的混成部隊，乘船開往廈門，準備從台灣出兵佔領廈門。想不到在日軍要佔領廈門的期限前二天的8月28日，樞密院議長伊藤博文憂慮事態發展變成英美列強出面干涉，而反對日軍強行出兵廈門，即說服外相青木周藏，推翻先前的閣議決定。另一方面，列強的軍艦也開入廈門港內，實際上日方的單獨出兵已經不可能，日方不得不中止出兵計畫，即命令上野廈門領事以及兒玉總督中止佔領計畫，並命令廈門領事立刻回京報告。
8月29日，英國駐日的代理公使向青木外相質問日軍登陸廈門的理由，並指出英國駐廈門領事對廈門東本願寺放火事件的前後狀況以及出入人員皆有目擊，質問放火事件是否為日本出兵廈門的藉口？日本政府獲知英美抗議，英美是日本重要的財政援助國，既然出兵的謀略已經外洩，即命令中止派兵。從台灣派去的軍隊就在廈門港外折回，海軍陸戰隊也在9月7日撤出。日本佔領廈門的軍事謀略，因此挫折而未能得逞。
由於佔領廈門的計畫變更，兒玉總督還氣憤的掉眼淚 [10] ，並提出辭呈，9月1日後藤民政長官也到東京活動，直到9月21日返台，9月24日近衛公爵組織「國民同盟會」，宣言舉國一致解決滿洲問題 [11] ，此事態的發展導致9月26日山縣有朋內閣總辭職。
山縣內閣的「南進政策」，本來是對應義和團事件時俄國的動向。當時俄國進軍滿洲，因此日本也要進軍華南。伊藤反對佔領廈門計畫，是當時俄國已經提議從滿洲撤兵，如果日本再出兵廈門，必定引起與英國的糾紛，甚至招來列強的干涉。
三、兒玉、後藤改變為利用孫文革命
日本佔領廈門的謀略失敗之後，日本政府、軍部、台灣總督府甚為不甘心，如有機會還想出兵華南，而沒有放棄侵略中國的野心。剛好那時大陸浪人山田良政到台灣來拜託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請其向兒玉總督請求給予中國革命援助。
孫文為了打倒滿清政府的革命運動，一直依靠黑龍會主幹內田良平以及宮崎滔天、福本誠、清藤幸七郎、平山周等日本浪人的協助。在1900年2、3月之間，山東省傳出義和團將舉兵的情報，咸認為這是舉兵的大好機會。內田良平與宮崎滔天，為了援助舉兵的軍資，從內田的親戚即赤池煤礦的主人兒島哲太郎取得捐款3千圓，而玄洋社的頭山滿也從中野德次郎取得捐款5千圓，還有近衛公爵的東亞同文會有政府內閣機密費支付的「支那調查費」4萬圓中挪用一部分。此外，內田良平與宮崎滔天、清藤幸七郎在廣州，以孫文的代理人的名義，向李鴻章的代理人劉學詢敲詐6萬圓，但只取得半額的3萬圓 [12] 。
當義和團舉兵於北京、天津時，孫文、鄭士良、陳少白、楊衢雲與這一夥日本浪人，於1900年6月8日從橫濱出發，內田也在九州的門司會合，7月16日抵達香港九龍，但英國政廳依保安條例5年間禁止入港，未得上岸。依宮崎滔天的記錄，7月18日他們在回航的船上會議，決定舉兵攻取廣州。軍事部署為總指揮鄭士良、參謀原禎、楊衢雲、民政總裁福本誠、副總裁平山周、玉水常次、野田兵太郎、香港預備役伊東知也 [13] 。
玄洋社社長平岡浩太郎與黑龍會主幹內田良平之所以要援助孫的革命，是因為中國革命與日本的利害一致，孫文革命的旗幟是「滅滿興漢」、「驅逐韃擄」，這樣日本援助漢人的「日支提攜」，可以讓日本將韃擄的滿洲與西伯利亞收為日本國土，建立大陸經營的基礎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