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运”分子的派系斗争一直非常激烈，台湾“军情局”为了拉拢他们，不得不四处撒钱。据透露，有一段时间，台湾“军情局”光是资助“民运”分子筹办基金会、研究中心和研讨会等，就花掉了三四十万美元；据估计，台湾“军情局”十多年的花费至少有500万美元。

　　民进党设立“二王专案”，资助王丹等人

　　2000年5月民进党上台后，放弃了国民党时期“反攻大陆”的幻想，因此对海外“民运”分子兴趣越来越小，台情治部门也停止了对他们的资助。在此之前，一些“民运”分子曾通过当时的台湾“总统府资政”姚嘉文说情，但仍无济于事。后来，民进党经过进一步评估。认为这些“民运”分子还有可利用之处，于是开始积极拉拢王丹、王军涛和杨建利(1962年生于山东，200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当选“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等人。

　　台湾《中国时报》的报道指出，台湾“国安局”对拉拢王丹、王军涛的工作相当重视，为此专门设立了“二王专案”，由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和“国安全咨询委员”林佳龙负责相关工作。

　　据知情人士透露，民进党当局与王丹、王军涛等人的正式接触始于2001年，地点在美国波士顿。当时，台湾当局派出的是颜万进和徐斯俭(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民运”分子方面出面的有王丹、陈小平和吴稼祥，来自大陆的刘军宁等人。这次会议商定了未来双方合作的框架。王丹提出“大民运”的概念，即不一定打着“反共”的旗号，但要拉拢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海外留学生，构筑“反对党”雏形。他同时建议，在大陆设立民间政策研究所，经费可以从台湾先转到北美，再转到大陆。由于王丹的这些主意“有建设意义”，所以很顺利地得到了台湾方面认可。

　　2001年8月11日，王丹和王军涛到了台湾，在新竹与颜万进、林佳龙秘密碰头。他们决定成立“宪政协进会”，作为政治决策和指挥中心；同时成立“七人政治局”，王丹、王军涛等人均在其中。双方还决定由王丹出任“宪政协进会”的“主席”并负责组建办公室，王军涛则出任“理事长”。此后，民进党当局打着“资助学术研究”的招牌，通过海基会向王丹等人提供经费。从2001年11月到2002年10月，以“推动研究”十六大为名，陈水扁当局共向王丹等人提供了80多万元新台币，其中王丹和王军涛的人事费各为12万元新台币，交通费共10万元，座谈会车马费还有2.4万元。

　　2002年3月，双方再度在纽约碰头。他们这次讨论的事项包括：在大陆设立一个讨论政策的网站；接手一本名曰《北京之春》的杂志，作为在北美公开活动的平台，由王丹加入该杂志董事会；介绍台商资助潜藏在大陆的“民运”分子等。2002年4月，杨建利使用朋友的护照溜回大陆，被依法拘捕并判处入狱5年。剩下的王丹、王军涛就成了台湾情治部门拉拢的对象。2002年11月，双方又聚集到韩国汉城交换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