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命題本身帶有一種現代視角的預設。當代社會往往將「科技」視為進步的核心尺度，並以此回望古代思想，當發現其中缺乏對技術的推崇時，便傾向將其理解為「反科技」。但這種判斷忽略一個關鍵事實：在古代思想的結構中，科技嵌入於整體世界觀之中。所以問題的核心是它們如何理解技術在整體秩序中的位置。

在中國思想中，《莊子》對技藝與工匠精神給予高度肯定。庖丁解牛的故事呈現技術與「道」之間的契合。技術被理解為一種順應結構、與世界同構的能力。在希臘傳統中，技術同樣被納入知識體系之內。亞里士多德將技術視為一種「製作之知」，與實踐智慧並列，並未貶抑其價值。問題在於當技術脫離目的與倫理時，會失去方向並導致偏差。所以古代思想的基本立場是反對技術凌駕於整體秩序之上。

與此同時，古代思想更關注的是「目的」。現代科技文明的特徵在於能力的持續擴張，只要某種事情在技術上可行，便傾向將其實現。但古代思想則將焦點放在行為是否應當發生。儒家以「義」作為行動的評判標準，關注是否符合人倫秩序；希臘哲學以「善」作為目標，關注行動是否導向良好生活；印度思想則以「法」界定個體與世界之間的正當位置。在這些框架中，技術只是手段，任何技術的使用都必須接受目的層面的審視。

古代思想對技術所表現出的警惕建立在對系統失衡的理解之上。老子提出「奇技淫巧」，其指向是那些過度刺激慾望、破壞平衡的技術形式。這背後的前提在於人與世界之間存在一種脆弱的結構，一旦某種能力被過度放大，整體秩序便可能崩解。莊子對機械工具的保留態度，也反映出類似的憂慮，即過度依賴工具會改變人的心態，使其偏離自然節奏。這種觀點強調其應被限制在可維持整體穩定的範圍之內。

現代與古代之間的根本分歧，體現在對世界的基本態度上。現代科技建立在世界可以被分析、拆解與控制的假設之上，將自然視為可被操作的對象。而古代思想則普遍認為世界具有內在秩序，人應學習如何與之協調。這種差異使得技術在兩種文明中的地位出現根本不同：在現代，技術是主體對世界施加力量的工具；在古代，技術則是理解世界並與之協同運作的一種方式。

所以將古代思想簡化為反科技，是一種以現代價值反向投射的結果。更準確的理解應是古代思想拒絕讓技術成為文明的核心驅動力。它們關注的是如何在能力、慾望與秩序之間維持平衡，並確保人不會被自身創造的工具所反向塑造。古代思想真正提出的問題是在技術出現之後，人是否仍然能夠承擔其後果，並維持整體結構的穩定。這一問題不僅未隨科技發展而消失，反而在當代變得更加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