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07 19:49:52幻羽

*生命境界的詩性詮釋* ——以程顥哲理詩為研究範疇 -國立臺北大學 *鄭敏華*講師 +*純音樂欣賞*

                     

         *生命境界的詩性詮釋* ——以程顥哲理詩為研究範疇


                     -國立臺北大學 *鄭敏華*講師 -

一、前言


中國哲學是一門重視心靈,追求精神境界的生命學問。「境界」二字原出於佛家,但境界問題卻是中國哲學,包括儒、釋、道三家所共同關注與追求的「終極課題」。近代學者馮友蘭先生曾對「境界」二字提出完整的詮釋;在他看來,哲學的真正使命,就在於提高人的生命境界。

宋代理學一向強調道德人格,關心「聖賢氣象」,對生命境界的提升尤其重視,因此常予人道貌岸然、拘謹嚴肅的印象。然而身為洛學創始人之一的程顥,卻是一位胸襟灑落、隨和自在的人。程顥,字伯淳,學者尊稱他為明道先生,與其弟程頤長期在洛陽講學,歷史上合稱「二程」。他們所創立的洛學,是當時最重要的學派,也是北宋儒學復興的重鎮,對後來宋明六百年的理學傳統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二程在宋儒中有其重要的地位。然而由於生命境界的不同,二程在學術表現上也有相當的差異。

歷來學者對程顥的生命境界多所讚譽,《宋史.道學傳》嘗云:「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于面背」;黃宗羲則稱其學如「渾然太和元氣之流行」,有「所過者化矣」的境界(《宋元學案.明道學案上》);牟宗三先生亦讚嘆程顥充 滿圓頓智慧,對道體性命有清澈、明透的領會,且真能體之於自家生命而有所受用。朱熹雖曾說:「明道說話渾淪,然太高,學者難看」,似略含貶意;然所謂「渾淪」、「太高」,從另一角度而言,正意味著對其高超境界的肯定!

雖然學者多稱程顥境界極高,然往往僅就其學術思想方面著眼,所據以研究的資料,大多為其講學論道時由弟子所記的語錄。由於程顥平生不喜著述,因此未有專門的學術論著,然而他卻留下六十多首詩歌,其中關於「天人相親」、「體道之樂」的吟詠,正是其生命境界具體親切的呈現;這些蘊含哲理的詩篇,見證著他圓融的涵養與溫厚的性情,不僅能映照出程顥的人格情操,也流露出一種審美的意趣,由於直接流自其心靈深處,更能貼近他的生命實相。

的確,哲人的生命境界固然可由學術思想窺知其淺深,然而,詩歌更是其生命境界具體親切的體現。一般而言,哲學家透過散文進行論述,對哲理可有精闢、清晰地闡發;而透過詩來詮釋,則能展現邏輯語言所無法完全呈現的理境、意趣。 朱熹雖認為程顥說話「渾淪」、「太高」,其實渾淪、高妙的表述方式,正與詩歌的語言有相通之處。由此可見,要真正把握程顥的生命境界,其哲理詩是值得注 意的研究資料。

近代學者對程顥哲理詩的研究雖亦有之,然或著眼於創作背景的分析,或側重於詩學觀念的探討,或僅為代表作的舉隅賞析;至於觸及其生命境界的研究,又往往以哲學思想為主,而忽略詩歌作品的討論,或雖援引其詩歌以資印證,卻未有較全面的探究。因此,本文試以程顥哲理詩為研究範疇,首先透過程顥對宇宙人生的體悟,勾勒其思想脈絡;再藉由作品與其思想間的相互比照,發掘詩中所蘊含的哲思理趣,從而把握程顥的人格特質及其生命境界,此為本文的重心所在。然而,以詩歌呈現哲人的體道境界,固有其特色,但是其中的限制如何,仍有待進一步的探討與釐清;是故,本文亦將對生命境界的詩性詮釋略加考察,以作為全文的餘論。


二、程顥對宇宙人生的體悟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程顥年少時即從學於周敦頤,受其人格影響,不願追求世俗的富貴功名,而對宇宙人生的真理有一種熱情與嚮往。後來他再度請益,嘗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 點也』之意」,對周敦頤「光風霽月」般的人品,或曾點「悠然自得」的生命氣象,他都表現出無限嚮往之意。 

事實上,程顥個人的生命亦如春風般藹然,具有清和淑善的特質,待人接 物有如「春陽之溫」、「時雨之潤」,是真能於內心體「道」,而與道合一的人。至於他所體悟的真理究竟為何?本文試從三個層面加以分析:


(一)、天理流行的宇宙觀

程顥嘗言:「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天理」二字雖非程顥首創,卻是他融合了前人有關「道體」的概念, 並深入體會名相背後的真實義而拈出的總名,具有親切真實的生命體驗,並非只是概念上的認知,故言「自家體貼出來」。他對道體有如下的描述: 

1.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

2.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3.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

程顥所體會的「天理」,不是靜態的存有,而是「於穆不已」、周流運行的「天命 流行之體」,這道體本身是既存有又活動、既超越又內在的宇宙本體。不論所 謂的「道」、「神」、「性」等,都是這宇宙本體的異名。它充滿了變化的機趣, 具有創生之義,又名曰「易」;聖人所揭示的宇宙奧祕盡在其中。對此,程顥有甚深的體會與感觸,他說:"生生之謂易,……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程顥心中所體認的宇宙本體,在日居月諸、寒來暑往的秩序法則中,蘊含著無盡的生生之意,所謂「鳶飛魚躍」、「水流花放」,無一不是天理在萬象中的具體顯現,到處都是活潑潑的生機,宇宙充滿一片和諧,萬物即遵循此「道」在天地間各得其所、各遂其生。他讚嘆說:"萬物之生意最可觀。"

在平日生活中,程顥經常觀賞盆池小魚、窗前茂草,只因喜見造物生意。所謂 「造物生意」即是宇宙本體的神妙功用,令大化流行,使萬物發育生長、欣欣向榮;當它賦予人身時,則成為人類最寶貴的「性德」,是開創一切價值意義的根源所在。

程顥雖然認同《周易.繫辭》對形上、形下;道與器的分別,但由於他所具圓頓智慧之故,更為強調「器亦道,道亦器」的「一本」觀點,他說: 

1.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論今與後,己與人。

2.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道」是抽象的精神境界,「器」是具體的物質世界,對此二者加以區別,雖有其必要,然而實際上道與器是不相離的;器中含道,道因器顯。程顥認為人應在日用倫常中「默而識之」,去體認「原來只此,即是道」的深義。

既然本質蘊含在事物中,宇宙的理則就在森嚴的萬象裡,是以天、人之間不 僅無有隔閡,還須進一步體認「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的境界。他說:

1.天人一也,更不分別。

2.合天人,已是為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間。

在他看來,「天人合一」之說,不過是為接引一般學人的方便說法,因為其中仍隱含欲「合」之意,可見「天」與「人」猶是相對的二本;若究竟而言,則「人」 即是「天」,更無所謂「合」,當體即是天理的充塞流行,我之化育與天地化育並無分別,此即是「一本」。由此可見,程顥所體認的宇宙,實為「天理流行」的生之大流。


(二)、廓然大公的人生觀

誠如上節所述,程顥的宇宙觀中含有「一本」思想,因而他所體貼出來的「天 理」,便有天道、性命相貫通的徹上徹下義。他說:

1.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便可見。

2.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

在開闊的心中,「天理」就能顯現,而天理在人心的顯現即稱為「仁」;識「仁」 之所以重要,正是要學人善體「只心便是天」的深意。

「仁」既是宇宙創生的本體,也是道德創造的真幾,則仁心與天地之心,無二 無別,都蘊含生生之理。所謂「義禮智信皆仁也」,「仁」是綜攝一切德的「全德」,也是一切道德的源頭。至於「渾然與物同體」,並非從形體上說,而是就「理」 上言:

1.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裡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

2.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人與萬物既都來自生生之理,若真能透徹體認,則將自覺地實踐仁德,而不致認 為萬物與己對立、毫不相干。若不能與物有「一體」之感,則是將自己與萬物隔絕,自我設限,使天地變得狹隘;渾然與物同體,是「仁者」境界的開展,也是一種宇宙與人間的關懷。蒙培元先生認為程顥是理學家中最善於言「仁」者,他 把儒家的「仁」提升到本體高度而為一種宇宙情懷,不僅具道德意義,也蘊含美的情操與宗教精神 。

此外,程顥也以「感通不隔」、「不麻木」的惻然之「覺」來詮釋「仁」:

1.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 皆不屬己。

2.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不仁,譬最近。

3.切脈最可體仁。

他以親切的譬喻說明「仁」的重要特質,即生命的感通與惻然覺知;而這只有切身體驗才能得知,這是他對「仁」既親切又獨到的體會。當人的氣血流通時,一 切「莫非己也」;若氣血不通,即使是自己的手足,也「皆不屬己」而無法感知, 更何況萬物?手足的痿痺麻木既為「不仁」,則能感通不隔便是「仁」。程顥認為與天地萬物息息相關的「一體」感,正是這種生命感通與關懷的不斷擴大。對此, 他有如下的說法: "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 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佗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

程顥特意拈出的「推」字,意味悠長,由此頗能彰顯出「仁」的真正義涵。雖然 人與萬物都是「生生之理」的發育流行,然而物因氣昏,受到蔽障而不能推擴開展。唯有人是萬物之靈,能如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己及人,進一步及於萬物,以實現仁的境界,而這就是人的價值與生命意義之所在。

然而,人心若為私欲、利害所遮蔽,只在「自家軀殼上頭起意」,就會障礙 自己與他人、乃至與萬物的感通,阻斷了源自天地間的盈盈生意,使天人關係無 法暢通開展。因此,君子之學當在「大公無私」處用心。他在〈定性書〉中說:"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

天地以生物為心,普施萬物,毫無私情,這是「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與天地合一,明淨無私,是故「情順萬事而無情」。這裡所謂的「無心」、「無情」,是指無私心、私情而言。情感於人雖然重要,然而「人之情各有所蔽」,最大的蔽就是「自私而用智」。聖人是理想人格的典型,也是心靈最高境界的象徵,唯有學習聖人的「廓然大公」,使喜、怒、好、惡之情無所偏私;當事物來時,才能隨 順天理,從容應對,使心無所累,而達到動靜一如的定境。

人生的奧祕,就在於破除自我設限的心理障礙;「廓然大公」,才能得到心靈真正的自由,進而達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的境界。


(三)、由敬而樂的修養觀

如上所述,「廓然大公」的人生,能超越情感之蔽,消除物我對立的界限, 使人體驗到生命的和諧之美。然而,這種境界必須透過修養工夫始能達成。程顥的修養方法以「誠敬」為主,他說:

1.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

2.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養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

在他看來,若對天理有真實親切的體認,知道它是內在於心、本自具足的,就不 須「防檢」、「窮索」,只要以「誠敬」來存養,即能長保不失,應機發用。因為 「誠敬」本身就是對心最好的防護,不須另外再加「防檢」;而不失「誠敬」,則天理自然日益彰顯,因此不必到處「窮索」,由此可以想見程顥對天道、心性所具的深切信心。他相信只要以「誠敬」涵養,不去揠苗助長,「仁心」自然能活潑滋長。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

程顥強調天道運行、化育萬物,那種無間斷的內在動力即是「敬」。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敬」就是這股源源不絕的積極力量。仁者的襟懷所以能夠 「體物不遺」,正是由於「誠敬」的緣故。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聖人的恭敬,就是在體現天理。程顥嘗以寫字為例,說:「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以誠敬來寫字,並無另求字好的雜染心,此時的寫字即是天理,這才是生命真正的學問。

雖然程顥強調「敬」的涵養,然而一般人在用敬時,總是過分著力,顯得拘 迫過緊。因此,他又提示說:

1.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2.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

程顥認為若對「敬」過分強調以致失去心的自然祥和,都是不可取的,應避免急迫與矜持太過,所謂「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即於當下提起這念恭敬心,既不忘失,也不用力把持。久之,工夫成熟,自然達到和樂的境界;否則即無法開啟自由活潑的精神境界。「敬」與「樂」表面上看來雖有不同,然而必須由「敬」臻於「樂」的地步,才算是工夫的圓滿,他說:

1.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知自得之為樂。好之者,如游佗人園圃;樂之者則己物爾。

2.學要在自得。

所謂「學至於樂則成矣」,只有達到「樂」的境界,才是學問的完成。此時,已不再是遊他人園圃,而是在自家苑囿親切賞玩,如此方為真正的「自得」。這種透過圓滿修養而達到的「和樂」境界,含有審美的樂趣,是仁者心靈節奏與宇宙韻律的和諧、共鳴;而這正是程顥個人生命境界的展現。

綜上所述,本節從宇宙、人生、修養等不同面向,嘗試對程顥所體悟的真理加以分析。然而,生命本身是一個整體,事實上無法完全切割、釐析;更何況程顥具有濃厚的一本思想,對他而言,形上、形下;天道、性命;體、用;道、器, 都是相互含攝融通的。因此,要了解程顥所體悟的真理,很難完全透過知識性的理解而求得,最終仍必須透過個人的修養體會,才能與其生命境界相契,而真正掌握其中的真諦。


三、程顥哲理詩所呈現的生命境界

理學家的生命理想在於道德學問的追求,對於文藝事業往往採取較為貶抑的態度。然而誠如《濂洛風雅.戴錡序》所云:「人之生也,有情必有性,有體必有用;即聖門教人,依仁則游藝,餘力則學文,未嘗離情以言性,舍用以言體也 。」文藝雖非道體,卻可作為載道之器;因此,程顥將理學家對道德人格的肯定,具體呈現在其哲理詩中,將人格修養與吟詠情性的詩文相互聯繫,進而使心性涵養成為其文學創作的根源。職是之故,在他的哲理詩中處處可見其生命境界的呈現,以下試由天人相親的宇宙情懷、悠遊和樂的體道境界、與儒雅灑落的生命氣象等方面加以論述。


(一)、天人相親的宇宙情懷

如上所述,中國哲學一向被稱為生命的學問,如果說醫學探討的是繁複的生命現象,那麼中國哲學關注的卻是生命本質以及生命安頓的問題。因此,宋明理學家不但對天道的廣大、高明,心性的深細、精微,有鞭辟入裡的分析;對人在廣宇長宙中如何安身立命,也有詳盡深刻的探討。其中,天人關係是理學家普遍重視的課題;而在程顥的詩歌中,天道與人事的關係常展現在他對天地山川、自然節候、乃至動植飛潛的體察上。例如:


乍須火暖親爐獸,初覺冰澌結硯蟾。
敗葉卷風輕簌簌,遠峯經曉靜尖尖。 


漸覺東皇意思勻,陳根初動夜來新。
忽驚平地有輕綠,已蓋六街無舊塵。 


囊中數味應千種,砌下栽苗過百名。
好是微風入庭戶,清香交送滿檐楹。  


〈早寒〉旨在描寫季節轉換,清寒冷冽的情境;〈和詠草〉在刻劃大地春回,芳 草萋萋的景象;〈藥軒〉則極寫微風入戶,藥香撲鼻的感受。除了視覺的描繪外,詩中還包含觸覺、嗅覺的點染,字裡行間充滿著豐富而真切的感官覺受。其中, 以「輕簌簌」形容落葉在微風中輕揚飄蕩,「靜尖尖」凸顯霜寒之後,遠山靜靜矗立的情貌;詩人筆下,不僅呈現出景物的外在形象,彷彿更捕捉到景物內蘊的 精神。

對於天道,程顥特別強調「生生不已」的特質,而且常欲藉由花草「觀造物生意」。詩中歌詠春草云:「忽驚平地有輕綠,已蓋六街無舊塵。」 即由青草的破土而出,滋長蔓延,以至於覆蓋大地,真實的展現出生命力的萌動, 與大化流行的生生之意。

至如所謂「初覺冰澌結硯蟾」,「陳根初動夜來新」;無 論是初覺、初動,或者乍須、忽驚的語詞,都可見他對於節候的更迭、物色的變化,總是能敏銳覺察,更有異於常人的鮮明感受。由此不僅反映出詩心的靈敏, 同時也是仁者與物「感通不隔」的體現。


西人有言:「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當心靈向世界開放,心與物相互 感通而沒有隔閡,就能在有限中發現無限;對於人與物、人與自然、乃至物與物的關係,也會有一番新的體認。程顥詩云:

庭下竹青青,盆荷水面平。
誰言無遠趣,自覺有餘清。 

衡茅岑寂掩柴關,庭下蕭疏竹數竿。狹地難容大池沼,淺盆聊作小波瀾。
澄澄皓月供宵影,瑟瑟涼風助曉寒。不校蹄涔與滄海,未知清興有誰安? 

誰憐大第多奇景,自愛貧家有古風。
會向紅塵生野思,始知泉石在胸中。  

在庭中栽植盆荷,自有一份清遠的意趣;於小小盆景中,想像江海的波瀾遼闊, 進而體會「小大一如」的境界。程顥藉由莊子「齊物」的觀念,泯除了遠與近、 大與小、以及紅塵與山林的距離。

所謂「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天地之間,處處存在著「不言的大美」, 所缺少的只是懂得發現、懂得欣賞的心靈。


「會向紅塵生野思,始知泉石在胸中」,令人自然聯想起陶淵明「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這一膾炙人口的詩句。陶詩中描述的是身在紅塵,而不染塵雜的寧靜;程顥詩則由紅塵中轉生出山林的意趣;二詩都具有重心境、尚意想的傾向。

程顥認為:「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因為天地萬物都源自於天理,同樣具足了天道美好的本質。因此,物與我、人與自然,其實是性命相通的。

就詩而言,「始知泉石在胸中」寫的是對山林生活的嚮往;然而就理學的角度來說,泉水的清泠、山石的潔淨,無非都是性分中事;這句話何嘗不是「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的詩意表述?


然而,就外在的形貌而言,萬物畢竟各不相同;而人自詡為萬物之靈,又如何能平等觀物,進而與物渾同?上文中曾論及程顥所提出的「心普萬物而無心」、 「情順萬事而無情」與「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的觀點;以下則就詩中的描述,列舉數例以資比較印證:

水心雲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靜自來。
世事無端何足計,但逢佳日約重陪。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一區才丈席,滿目自雲蘿。
靜聽禽聲樂,閑招月色過。 

朱熹曾評述〈秋日偶成.其二〉說:「看他胸中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言窮理精深,雖風雲變態之理無不到」。曾點「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志趣,一向被理學家視為是天人湊泊、胸次悠然、自然又高妙的境界;朱子將程顥與曾點相提並論,正是對其生命境界的推許。詩中認為:天道貫通、流注於萬物之中,既是宇宙萬象的內在本質;卻又超越一切有形的現象,為一永恆存在的道體。

然而,若要真正對天道有所體悟,仍須由有象的世界著眼;在萬物紛呈的姿采中,或者在節候的交替、風雲的變幻裡,讓心靈自由馳騁,出入於有象與無象之間,才能親切體察天理所洩漏出來的微妙訊息。


在徵引的三首詩中,與閒賞、靜觀相關的詩句,尤其具有哲思理趣,最是耐人尋味。「水心雲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靜自來」;描寫水雲無心而相照,暗喻人心當清明如水,方能映照萬物;在寧靜中,水聲淙然而來,則隱含著靜中自有動態, 自有無限生意的機趣。

「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意謂在靜觀之中, 萬物都洋溢著活潑的生機,各遂其生、各適其性;而春花、秋月,夏風、冬雪, 隨順著季節而更迭,自然的脈動、宇宙運行的韻律,與心靈的節奏,在和諧共鳴中,相互回盪。

至如「靜聽禽聲樂,閑招月色過」,則點出唯有閒靜的心,方能邀來明月;在鳥鳴聲中,諦聽生命不容自已的喜悅。


然而,所謂的閒與靜,是否僅是寧靜、悠閒心境的形容?抑或有其更深刻的、 屬於哲理的意涵?當心境悠閒、寧靜時,固然較能領略天地萬物的美好,但是這樣的心境若非個人涵養所得,終將隨境而轉,難以常保。

閒,其實是一種心理的距離。世人大都忙於富貴功名、良田美眷的追逐;若能與此保持距離,心靈的空 間自然寬廣,於是自有一份從容悠遊的閒情。至於靜,則是塵思俗慮的沉澱,澄明寧定的心境。其中沒有私心,乃至泯除了自我意識,「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故能「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以物觀物,諦觀萬物的生意,照見生命本然的姿采。


總之,程顥的哲理詩是以其宇宙觀、人生觀為基礎而創作的。他在靜觀萬物,天人合一的體驗中,寫出了大化流行的生機,以及與物渾然的襟懷。由此亦可見,理學家所追尋的生命境界,正是對永恆的宇宙韻律的回歸與體認。


(二)、悠遊和樂的體道境界

孔子曾自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讚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這種安貧樂道的生活態度,一向為儒者所欽慕、嚮往。在這一基礎上,理學家進而提出「尋孔顏樂處」,並視為人生哲學的重要命題。程顥即說:「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 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對於這個生命課題,他在詩作中也多所觸及: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
陋巷一生顔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 

世上利名羣蠛蠓,古來興廢幾浮漚。
退安陋巷顏回樂,不見長安李白愁。

知君陋巷心猶樂,比我僑居事已誇。
且喜杖藜相過易,隔牆無用小游車。

在這些詩篇中,反覆引用顏子的典故,共同之處在於「陋巷」這一空間意象, 與心境之「樂」的描寫;而其側重之處,則不離「貧而樂」的描述。〈秋日偶成. 其一〉中說:「世上利名羣蠛蠓,古來興廢幾浮漚」;指出世間名利、歷史興亡, 本質上都是虛幻不實的。

至於以「顏回樂」與「李白愁」相互對比,尤其饒有意趣。「長安不見使人愁」,反映出文人對建功立業的渴求;而「在陋巷不改其樂」,則是儒者志道依仁的澹泊。在樂與愁的比較下,更可想見程顥對於立德與立功、 立言間的抉擇。

然而,詩中對於孔顔「所樂何事」,並未正面描摹。惟在《遺書》中有可供追尋的線索,程顥說:「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 深意」。

「其」字所以應當細加玩味,在於它將焦點由外轉向內,點出樂的根源其實是生命自體。當然,生命之所以可樂,並非就形軀上說,而是由心性而立論。在心靈的寶藏中,含藏著一切美好的才情與德性,蘊含 著無限的可能與無窮的奧秘。若能真正體悟到自家生命的富足,自有一種不假外求的悅樂。

「尋孔顔樂處」的真義,在於步聖賢足跡,發現生命的奧秘與價值; 進而親切體認生命本身就是道。因此,所謂「體道之樂」不僅是發現真理的快樂, 更是與道相融相契、生命得到自在與安頓的一種內在幸福 。

孟子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能真正體會心與道合的境界,生命即由有限開拓出無限,心中自有源源不絕的體悟,與油然而生的喜悅。這份體道的喜悅,自然會洋溢在生活之中:

心閑不為管絃樂,道勝豈因名利榮。
莫為冗官難自適,暇時還得肆遊行。  

有生得遇唐虞聖,為政仍逢守令賢。
縱得無能閒主簿,嬉遊不負艷陽天。  

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
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檻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眼重開。
時泰身閑難兩得,直須乘興數追陪。

在《濂洛風雅》與《千家詩》中,〈偶成〉詩皆題作〈春日偶成〉;與〈秋日偶成〉都是程顥最為膾炙人口的哲理詩。學者常由「天理流行」,或者「仁者以天地萬 物為一體」的觀點來詮釋這首詩。認為詩人見春天物態舒暢,萬物各遂其性,於是將身心融入大化之中,隨物悠遊;進而體驗到品物流行的生生之機,與主體精神自由的快樂。這是由人與物相親,生命與自然和諧的角度著眼。

然而,從「孔顏之樂」的觀點出發,對這些描繪遊賞的詩篇,則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前所說,若能體悟生命本然的豐富與美好,自會有一種無可言喻的生之喜悅。這時,其實是不待遊而自樂的。

遊,只為與師友分享體道的悅樂,只為不負風日的召喚、花柳的邀約;或者只為與天地萬物一同禮讚天道的圓滿。時人與少年,為了尋歡作樂而遊,因遊方能有短暫之樂;體道者則是因樂而遊,乃至無往而非遊,無往而不樂。其意趣迥然有別,是故程顥所謂的「心樂」,自然不是時人所能真正領會的。


如果細心尋繹詩歌的用語,可以發現「閑」、「遊」與「樂」,在詩中出現的頻率相當頻繁;有時更同時見於同一首作品中,如以上所錄的四首作品即是。由此可知,「悠遊和樂」是程顥深心所認可、追尋的生命境界。捲舒自如的心境、 無入而不自得的喜悅,都是體道之樂的展現。

因此,「和樂」不只是心境的描摹,還兼具善與美的雙重特質,既有哲理的深刻內涵,更可視為一種生活乃至是生命的美學。因為在體道的前提下,平凡的日常生活都因為「道」的濡染,而內蘊著生命圓滿和諧的情致。


「樂」是體道所產生的心境,而「遊」是內心之樂的外在表徵;無論是遊或 樂,終究必須以道為根柢。所謂:

莫辭盞酒十分醉,祗恐風花一片飛。
況是清明好天氣,不妨游衍莫忘歸。  

曾是去年賞春日,春光過了只逡巡。
却是去年春自去,我心依舊去年春。

對花酌酒公能樂,飯糗羹藜我自貧。
若語至誠無內外,却應分別更迷真。  

〈郊行即事〉描寫暮春踏青的即景,與品酒賞花的惜春心情。所謂「不妨游衍莫忘歸」,意謂不要樂而忘返,在游衍之中,流於散漫放佚;心要能放能收,不忘本懷,回歸於學道修養上。

〈戲題〉以遊戲的筆調,寫出對去年春光的懷想,表達一種豁達的心境。「却是去年春自去,我心依舊去年春」,意謂生命中曾有的感動與美好,並不會隨時光而消亡;若能真正體道有得,生命的春天便能超越時空,而成永恆。


〈酬韓持國資政湖上獨酌見贈〉旨在回覆韓維見贈的詩篇。韓維詩云:「愧我未能忘外樂,綠尊紅芰對西曛」,言下頗為自己不能忘懷於生活享樂,而喜愛對花飲酒,有一份道德上的焦慮。

程顥則認為:「若語至誠無內外,却應分別更迷真」,在體道者的心中,心與物並非二元對立的關係,如果強加分判內外、 真假,反而背離了真理正道。

〈定性書〉說:「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只要以無私的心順應一切現象,對於外物不迎不將,縱使在繁冗的公務中,在對花酌酒的喜樂裡,仍能長保心性的寧定。

由上可見,理學家「尋孔顏樂處」的命題,是程顥哲理詩頗為重要的題材。詩中或援引顏回安貧樂道的典故,或描繪自己悠遊和樂的生活情致,將深奧的哲理探討轉化為詩的語言與意境。

在字裡行間,處處流露一種悠遊自在,和樂從容的生命情調;藉由文學的語言,在讀者心中,程顥為理學家也為自己塑造了新的 生命形象。



(三)、儒雅灑落的生命氣象

理學是一種心性之學,在其價值體系中,具有一種重德的取向。從「孔顏樂處」的追尋,特別是對顏回人格的讚嘆裡,都可發現理學對於德行、道業的重視,遠勝過對建功立業的嚮往。

在「內聖外王」的志業中,「內聖」之學才是他們關注的核心。然而,理學家畢竟以承繼、弘揚儒家的傳統自我期許,因而對於儒者兼善天下的理想,終究未曾忘懷。例如:


襟裾三日絕塵埃,欲上籃輿首重迴。
不是吾儒本經濟,等閑爭肯出山來。 

驟經微雨過芳郊,轉覺長河氣象豪。
欲問甘棠舊風化,主人邀客醉春醪。  

寡和知高唱,深情見古風。
靜吟梁甫意,直似臥隆中。 

二龍閑臥洛波清,今日都門獨餞行。
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 

嘉祐年間,程顥擔任鄠縣主簿,〈下山偶成〉是他遊鄠縣諸山系列作品之一。詩中藉由欲行還止,描寫下山之際對山林生活的眷戀;然而,「不是吾儒本經濟, 等閑爭肯出山來」,卻展現出儒者經世濟民的志趣與懷抱。〈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首聯描繪雨過天青,天地開闊的景象;結聯「欲問甘棠舊風化,主人邀客醉春醪」,則是對古人德化政治的緬懷與嚮往。

〈子直示以新詩一軸,偶為四韻奉謝〉,程顥在酬答其妹夫張子直的詩作中, 極力讚美子直詩的高明與深情,與〈梁甫吟〉的旨趣相近;然而,「靜吟梁甫意,直似臥隆中」,在稱許子直的慷慨志意外,也寄託著程顥待時而動的情懷。熙寧十年春,宋神宗獨操變法之權,啟用呂公著知河陽;在餞別的筵席上,呂公著與司馬光曾有出處的論辯。

在〈贈司馬君實〉中,程顥對此提出回應,認為賢者不 應為黨派之見,而隱居不出;應該為天下蒼生,不畏流言,勇於承擔朝廷的使命。凡此都可見,他具有儒者關懷天下,當仁不讓的精神與氣度。


程顥常藉由生活中的事,當機指點學人安頓身心之道;不直接講論神妙精微的形上之理,也不喜談論治國平天下的事業。然而,在他任官期間,却頗有治績; 上神宗陳治法十事,亦切中肯綮,與王安石的觀點有許多相近之處。

程頤在〈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先生所為綱條法度, 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在在可見程顥對於己立立人、經世濟民的理想,不僅具有一種熱誠,更有具體實踐的見解與方法。


由於人格特質與修養工夫的不同,理學家的生命境界也有「敬畏」與「灑落」 的差異;周濂溪的光風霽月、邵康節的逍遙安樂、程明道的吟風弄月,都屬於灑落的境界。

王陽明認為:「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佚、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這種不為外物所累,灑落自得的人格風範,在程顥的哲理詩中,也多所反映,例如:


南去北來休便休,白蘋吹盡楚江秋。
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對愁。 

雲靜好風微,清光溢四垂。
遴英同醉賞,誰復嘆官羈? 

醉裏乾坤都寓物,閑來風月更輸誰?
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 

香篆來還去,花枝泛復沉。
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 

人生百年永,光景我逾半。中閒幾悲歡,況復多聚散。
青陽變晚春,弱條成老榦。不為時節驚,把酒欲誰勸?  

中國文學史上,關於悲秋嘆老、懷才不遇的作品,為數甚多,已蔚為源遠流長的文學傳統。然而,在面對季節轉換、生命衰老、以及人生的得失時,程顥卻有不同於騷人墨客的態度與心境。

對於春盡秋來的循環,他以「道人不是悲秋客」、「不為時節驚」自許;日暮天陰時分,向天際眺望,他沒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惆悵;面對人生的悲歡離合、生老病死,得失窮通,則有一種「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的豁達與自在。

大多數詩人低吟感嘆、無由自解的情緒與糾結,他都能舉重若輕,一笑置之;彷彿轉瞬間便煙消雲散,天地依舊是高朗清曠。


對程顥而言:「雖堯舜之事,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外王事業是否能夠達成,除了主觀的意願外,還必須有其他相關條件的配合,而內聖之學,則是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的;因此,他生命的終極目標仍是在成就德行的圓滿。

灑落自得的胸懷或者源於先天的稟賦,但是要能真正達到「心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的境地,就必須對道有真實的體認。如此,心中自有可以安頓依止之處,生命亦有一種得失毀譽所不能予奪的曠達、自在。


以上分別由天人相親的宇宙情懷、悠遊和樂的體道境界、以及灑落儒雅的生 命氣象等層面,探討程顥哲理詩;藉由不同面向的考察,試著描摹其生命境界的高度與深度。

在與物相親的和諧、孔顏之樂的體認中,他的生命提升到凡人所難以仰望的境地;但是卻又保有一種溫潤和雅、灑落自得的親切風格。生命本是不可分割的全體,無論何種境界與風貌,其實,都是建立在他對天理的親切體悟,與對道的真實體證上。



四、餘論

詩歌是生活、情感的展現,它以詩人的全幅生命與人格為基礎;因而能窺見作者的心靈風貌與生命境界。是故本文試以程顥哲理詩為題材,探討他對宇宙人生的體悟,進而勾勒其生命境界與人格特質。至於以哲理入詩,或者藉由詩歌表達哲理是否允當,哲理與詩應如何調和等問題,將在此略作討論,以作為本文的餘論。

首先,就詩歌的角度而言,將哲理融入詩中,能充實詩的內涵,提升其層次與境界,使詩歌在感性的特質外,兼具理性精神。嚴羽曾說:「夫詩有別裁,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及其至

詩歌本以抒情、寫景、詠物為主,而不重在說理;然而,若能將哲理玄思、人生智慧 與生活感悟,自然寄寓在其中,可以使作品由個人情志的抒發,進而具有一種普遍性的意義。


例如:「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詩中將物我的相契、 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大化流行的活潑生機,描寫得精鍊而優美,故能成為格言式的警句,不僅可以啟發人對宇宙人生的思考,也能開啟人 心靈上的視野。

又如:「中春時節百花明,何必繁絃列管聲。借問近郊行樂地, 潢溪山水照人清」;其中若非內蘊著「尋孔顏 樂處」的哲理,實只是一首語言淺白,寫景平易的記遊詩而已。正因它是出於詩人的自得之樂,所以能由此而窺見詩人的個性氣質、學養風度以及他的審美感悟,使得詩歌的意蘊更為豐富。由此可見,以哲理入詩,自有其殊勝之處。

然而,如果僅是將哲學的觀點、說理的語句直接穿插於詩作中,則會減損詩 的情味與韻致。鍾嶸曾批評玄言詩「理過其辭,淡乎寡味」,乃至「平典似道德 論」;強調說理的成分不宜過重,以免損傷了詩歌的藝術性。程顥的哲理詩如:「若語至誠無內外,却應分別更迷真」;藉由至誠、內外、真迷等性理之學的用語,討論「定性」的觀念。

又如:「強潔猶來真有為,好高安得是無心。汙亭妙旨君須會,物我何爭事莫侵」;由汙亭起興, 發揮老莊無為、無心,和其光同其塵的思想。這樣的作品流於「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幾乎與重視邏輯思維的說理文字混同,而乖離了詩歌形象思維的特質。這類作品由於缺乏詩的情韻,也是程顥哲理詩中較受爭議的部分。

其次,就哲理的角度而論,詩歌能將艱深的哲理藝術化,容易觸動讀者的心靈,而興發對真理的嚮往之情。雖然哲學的討論講究周延完整,語言貴在準確明晰,與文學語言的注重暗示、多歧義性等特質,大異其趣;然而,邏輯語言並非萬能,對於某些高妙、玄遠、活潑、真切的哲思,往往難以言傳,而需訴諸於文 學的語言。如理學家所謂的天理、仁體,固然能用說理的方式闡述,卻往往失去其活活潑潑的精神。

程顥哲理詩中,對於天人關係、孔顏之樂著墨頗深,例如: 「水心雲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靜自來」;意謂內心清明如水,方能真實的映照萬物,在寧靜中,體察大自然的律動與無限的生意。其中水心、 雲影、林下、泉聲等意象,被賦予了哲理意蘊,其隱喻性超出於描寫性之上, 這即是哲理藝術化的佳作。又如:「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將仁者與天地萬物同體的心境,以及體道有得之樂,描繪得何等雲淡風輕,自然而親切。

錢鍾書《宋詩選注.序》云:「文學創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隱藏的本質,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的確,詩歌透過直觀的方式,常能直指事物的核心,與哲理相應;而藉由生活的描述,情緒的點染,作者的內在情意、人格特質與生命境界,也可以更生動而真實的展現出來。

哲學的論述,常將義理作概念化的呈現; 而哲理詩則是情、景、理的和諧統一。它是哲理的藝術化,不貴在有理語,而貴在有理趣,是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的融合無間;因為它將哲理化為具體的形象,可以令讀者親切地感知,是故具有一種感染人心的力量。因此,透過程顥的哲理詩,對於他所體悟的宇宙人生真理,及其灑落自得的生命境界,將能有更真切、更深刻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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