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叫好又叫座的劇，早前才看完。當年首播時正好在台灣，正正當當地(你懂的)看首兩集，有飲頭啖湯的快感，回港後打算整套播完才一口氣追。可是家裡出了事，焦頭爛額。衝擊過後，下意識地不想思考，抗拒沉重的題材，一直放在箱底。

年中家中鬧劇荒時曾經想過找方法在電視播給兩老看，高質的劇值得推薦嘛。後來沒有解決技術問題，不成事。現在看來不成事也許是好事，這個劇集根本不適合他們看。

《我們與惡的距離》由一宗無差別殺人事件開始，任職傳媒高層的劉昭國宋喬安夫婦在慘劇中失去兒子，家庭崩裂。兩年過去，宋喬安變得冷漠脾氣暴躁並且酗酒，與丈夫關係日益惡劣，亦無法與女兒和平相處，女兒因而寄居於阿姨姨丈家裡。阿姨宋喬平是社工，姨丈林一駿是精神科醫生，二人原不打算生兒育女，只想享受人生。加害人李曉明被判死刑，其父母在下跪謝罪後返回老家隱居，其妹李曉文則隱藏身份改名李大支，在宋喬安任職的公司工作，知悉上司正是受害人家屬。適時發生懷疑精神病患者挾持幼稚園孩童事件，媒體一窩蜂爭相報導，引發對精神病患者的討論，協助陳曉明的人權律師王赦是幼稚園孩童家長，從中介入了解事件，妻子丁美媚愈發無法理解丈夫的信念，因王赦屢次為「罪犯」辯護而受牽連，在街上認出挾持幼稚園孩童的人而過度驚慌，意外跌倒早產，幼兒夭折，同時李曉明突然被槍決，王赦雙重打擊，重新思考人生去向。宋喬安得知李大支為李曉明之妹，以此獲得獨家新聞，李曉文因父母曝光與宋喬安決裂，指向宋喬安的新聞操守及媒體殺人。李曉文身份公開，得房東應思悅諒解，在她的飲品店打工，應思悅同時亦是挾持孩童者應思聰之姐。應思聰被診斷罹患思覺失調，應思悅在李曉文扶持下，一面照顧其弟一面準備婚事，唯弟弟患病之事與未婚夫一家心生芥蒂。應思聰在重返工作上不順遂，抗拒服藥，病情復發，需再入院治療，在醫院與已懷孕的宋喬平對峙，嚇壞眾人。

講了一大串，未包所有元素，也還沒說到結局，卻其實只有10集。《我》不只垂直地說事件，更多是橫向層面，觸及不同的角度和立場。更重要的是，劇集的宗旨不是為事件「定案」而是「思考」，最重要的是「多元價值」。除了圍繞主事件的爭議：死刑存廢、傳媒道德操守、程序公義、人權、社會公義、精神健康、歧視、標籤化、污名化之外，還有婚姻關係、青少年成長、家庭觀、生育觀、工作平衡、社區功能、社福制度等等。以上提到的觀念都不是非一即二，可以一句到尾的，當中可以有非常不同的理解、詮釋、更甚爭議，也是劇集的精神所在：一事多面向，一人亦有多個面向。標籤很容易，也很方便，但會忽略細節，眼光思考易流於片面。

可是，如果要求信奉「男人出軌一定是女人先有問題」、「窮一定是因為懶」、「偉人做錯一定有苦衷」、「政府一定啱」、「在上位者的決定必然出於善意，有惡果必然是下層執行問題」此等教條的人去看懂或欣賞，太過奢侈。他們愛看的是狗血淋頭，快意恩仇，或者是陰謀詭計但鐵膽忠肝(?)，非黑即白，沒有討論餘地，一條大路直達終點，要麼「守得雲見月明」要麼「舖橋修路無屍骸」，一定要有「結局」，不夠硬淨的ENDING都不叫ENDING。《我》說的是生存以上的思考，無關生死並不貼身，於他們而言太無謂，並且太多「不正確」。這樣一想，沒看成也非壞事。無謂有期望，也不必有爭論。

並不是會想這些的人有多清高，或者只是相對有餘裕去多看看世界，就會發現原來很多東西看似遙遠，實際上環環相扣，人生在世就逃不過，只是與醒覺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