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家出版社全部只出版兩本書，都是十六開精裝版，厚厚一大冊，至少有五百頁。書名叫做「王永慶經營學」、「經營之神王永慶」，我從來沒有仔細看過書的內容，有時候回想，那兩本書可以養活一家出版社，一定有它珍貴可取，值得學習的地方；然而當時的我，對商業經營沒有任何興趣，且我的工作就是不斷的抄寫信封，寄書給客戶，或郵寄廣告信函。

除了老闆外，公司還有一位女同事，二十五、六歲，身高約155公分，及肩長髮下有一張清秀的臉龐，一雙烏黑的眼睛像泓深不可測的水潭。她是台北人，不論穿著、說話方式都與我不同，覺得她佻達大方，勇於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不像我畏首畏尾，時時擔憂犯錯。

我們做著同樣的工作。中午時，偶而一起吃飯，不免聊起各自的人生。她也曾擔任過編輯筆錄的工作，因為這個共同點，讓我們的友誼有機會靠近。

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她的名字會登上社會新聞版面。

抄寫信封的工作，枯燥，沒有明天。不久，我們先後離開，我轉到中華路上的一家學生週刊任職。

有一天，她打電話來，約我去她新工作的地方。那是在北投的山上，風景相當優美的社區。房屋依著山勢，層層疊疊建在山坡上，時值春天，杜鵑花沿著步道兩旁鋪展，紅的、白的、紫紅的，開滿整個山坡，讓總是為了生活奔波的我，終於有了一些閒情逸致，放慢腳步慢慢欣賞。這些人工栽培的花卉和我的家鄉路邊的花草一樣，都開得生意盎然，我卻忽然覺得家鄉的路邊野花，似乎不夠亮麗，被栽植的杜鵑有人定時澆水、修剪，開得大方自信，天生萬物，在不同土壤，就有不同的命運。

找到了地址，朋友把我帶進屋裡。那是一間四層樓公寓的一樓。看似尋常的住家，卻有一間三面書牆的書房。原來那是作家的書房，作家當時正在寫一部重要的文學史，她是他的助理。書房裡的兩張書桌上堆滿中西文書籍，地上也散置不少資料夾。

像星辰一般的作家，對我十分客氣，招待重要客人一般，端來兩盤削好的水果與一杯熱茶。雖然不只一次聽她說，作家對她很好，送他一套價值二萬元的自己著作，教她寫作，常請她吃飯.....，我還是感到受寵若驚。從他們的互動中，我感受到似乎有些什麼，卻又無法具體說明。

很直又少根筋的我，回去後很快忘記這些事，直到第二年，她丟過來一顆震撼彈，我愣在電話機前許久許久才回過神，終於明白那不尋常的氣氛是什麼。他們結婚了，作家比她大了二十多歲，對二十歲出頭的我來說，那是父親、叔叔、伯伯，怎可能是結婚對象？

然而愛情有什麼道理可言?

婚後，他們搬到桃園郊區。新蓋兩樓半的透天厝社區，每一戶都有一個小小的院子，種了些花花草草，是我夢想房子的典型。巷道兩旁種滿行道樹，濃綠的樹葉已能為大地撐起一片清涼，想必是建商從別處移植的大樹。我們並肩沿著紅磚人行道散步，清風徐徐，帶來一陣陣花草的芬芳。已有一個女兒的她，只要說起女兒，就是滿臉的笑，但話題停頓時，似乎有一抹愁容閃過。

「妳是不是有什麼事？」我直接了當問。

不問還好，我ㄧ說，她馬上眼眶泛紅，眼淚撲簌簌掉下來。我們走進旁邊的綠地裡。

她說，作家的文學史是大學用書，幾乎讀歷史系的學生人手一套，每年的版稅、稿費可以維持生活的基本開銷。現在他們買了房子，又多了孩子，費用增加，版稅卻年年減少，讓她經常為生活發愁。

最近發現出版社不願誠實給版稅，隱瞞再版的消息，現在正與出版社打官司中。官司一審再審，拖了無數歲月，這期間我自己工作一個換個一個，後來也走進婚姻，哺育幼兒，兩人逐漸相忘於江湖。

再次聽到她的消息，是在社會新聞版面上。那天多家報紙社會版的全版：作家某某某因不滿某出版社隱瞞再版，苛刻版稅，失去理智，持槍槍殺出版社負責人。對她和作家的各種揣測，充塞版面，
包括我上面寫的故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