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拿石頭打他。」

聖經記載，耶穌對欲把淫婦定罪的群眾如此說道。那些群眾聽見這話便一個一個離去了，看來他們聽懂了那句話的寓意。然而，我不禁想，故事裡畢竟存有濃厚的浪漫成分，若在現今，應該有人會毫不猶豫地丟出石頭吧。

日前一齣電視劇，探討每個人與惡之間的距離，也許這個命題大過了命題本身，以致它成了自身所批判的對象。把責任推給一個人會容易很多，也會讓我們心安理得很多。於是，我們可以很輕易地拿起石頭丟出去；也會很容易成為行淫的婦人。

於是，我們要時時自省是不是符合他人認可的模樣；看起來是不是夠老、夠弱；是婦、是孺，如此方能心安理得地穩坐博愛位。否則就得隱忍疝氣、攝護腺肥大之苦，若無其事。搭乘電扶梯，要靠右；即使這條規定早已取消多年，仍有人會一把推開踩穩踏階緊握扶手的人。

我們具有雙重角色；丟出石頭的人與行淫的婦人。但沒有人願意當王赦，想找出有益於群體的方法，吃力不討好。把責任推給一個人是容易的，於是，犯錯的人被丟石頭；他會犯錯的原因不重要，反正，不是我犯錯就好。

「為什麼是我？」應思璁哭吼、苦思不解。「需要吃藥的是那些人」某種程度上，我頗能情同理同。也許，我們都是思覺失調者，比起應思璁，我們只是強迫自己習慣這個思覺失調的社會而已。而，說那些人才是該吃藥的應思璁，反倒被認為是思覺失調。

如果，把「應思璁」三個字看成是一個集合名詞，他與新聞媒體的關係也就不那麼分割了。他是被媒體丟石頭的人，媒體亦被他丟石頭。這一整個塊狀的集合名詞，套用在李大芝、宋喬安，都是。如果，把媒體視為一個塊狀，視為一個人，無怪乎大眾會一面倒地認為都是媒體的錯，認為媒體要自律。因為，把責任推給一個人比較容易。

沒人敢承認，我們與惡之間，其實沒有任何距離。若認為還有距離，多半有一絲絲的傲氣。不認為自己有惡，或認為自己比起他人，離惡總是遠了一點點。

沒有人願意回溯，造成這效應的本源是什麼？最初拍動翅膀的那隻蝴蝶在哪裡？先省略不談台灣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歷史演變，總之，怎麼就沒人思考一下，觀察蝴蝶飛行的路徑？雖然回不去了，因為我們不可能抓住那隻蝴蝶擺回原處，除非大家願意回到戒嚴、箝制言論、黨國監控新聞的年代。

陳映真創辦《人間雜誌》，撕開資本主義均富社會的糖衣，衝擊威權體制。如同應思璁，提醒社會大眾該吃藥了，該醒一醒了。

二十世紀末，威權體制漸漸瓦解，黨政軍退出媒體，伸進手的卻是大資本家，只顧銷量、營收、網路聲量、廣告量。即使宋喬安踩緊底線，斥責干涉新聞操作的業務部「不要教我怎麼播新聞」，最終，也因為大財團入主電視台，黯然離職。

網路社群崛起，媒體更質變成個人都可以是傳播介質，直播主、網紅、Youtuber，更向資本市場靠攏。憑藉高人氣點閱量，與廣告商媒合，消息輿論更易受到操弄。進而文創，以各類型式出現，展演、音樂、電影、戲劇、行銷，夾帶著意識波，輸入群眾的大腦。仔細想想，這與戒嚴時期的愛國歌曲、電影與口號，異曲同工。

把責任推給媒體是最容易的。所有人均是一個介質，尤其在社群平台，試問，我們還能自認與惡存留著距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