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15 07:37:17崔舜華

[明報]-星期日文學.陳雪﹕生活重複着而我們完整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71203/s00005/1512238570179

2017年12月3日 星期日

【明報專訊】纖細而善言愛情,多變而心唯寫作。以《惡女書》(1995)打響小說家之名的陳雪,予人的印象總是細緻脆弱如蝴蝶,但談及文學時,她眼神透露出滿腹堅定,偏執如小說附魔,強健如高樓摩天。從早期的《橋上的孩子》、《陳春天》、《附魔者》至近年的《迷宮中的戀人》、《摩天大樓》,陳雪不斷堆疊砌築小說空間中的繁篇鉅構,彷彿攀沿鋼索者,在現實與意志之間,再三挑戰自我與觀者的極限。其間,她更頻頻推出多部散文集,知心地與讀者談論生活與愛之種種可得不可得。而我們遂如一座汪洋中撈獲滿網鱗光的漂浪人,從她筆下千萬朵貝殼綻放般的文字間,指認那珍珠般種種遽喜與哀慟,復歸於靜好無風。

像陳雪這樣長篇創作更多於短篇集的小說家,在近年特別珍稀,從《惡魔的女兒》(2000)、《愛情酒店》(2002),到後來《橋上的孩子》、《陳春天》、《附魔者》,及近年《迷宮中的戀人》與《摩天大樓》——若將陳雪視之為一位專心於構鑄長篇的同志文學小說家,似乎不能說偏移,但也不全切中核心。對於陳雪來說,「同志」像屬於一種分類,一個視角,而她認為,自己的書寫核心則是對人性的關注:「我覺得我是一個同志身分的作家,也並不忌諱別人這樣讀我的小說,但我覺得每一種作品,都可以從各種角度來分析,同志文學也許傾向於書寫傷害、禁忌與社會、政治的議題,但我希望研究者和讀者看見的,是我小說對於人性的關懷,這是最重要的。」

同志文學以外

陳雪說,早期的她特別關懷社會裏的邊緣人和受苦的人,中期時,她專心描摹命運周折之下,人如何面臨宿命的深淵,乃至跌落懸崖的各種光景;晚近,她更關心都市人的求生狀態,以及人在世上如何於命運擺盪下,尋見生命中一絲光輝:「我所寫的,就是我身在的這個世界。」陳雪淡淡地說,「所以我寫那些受到傷損的人,寫同志,也寫中下階級的勞工、攤販、精神疾病患者,他們是我世界的一部分。」

年少時擺攤的時光,對小說家仍然影響重大,家裏破產後,陳雪隨父母在夜市擺攤,進入市井的宇宙;漂移不安的市井生活,市場中的流動攤販,使流移成為她早年生命的背景樂,「我在年輕時就看過太多人,為了求生而犧牲、努力,在市場裏,我看到人的各種模樣,帶給我很深的影響」。陳雪回憶着:「那段時光裏,總是漂浮不定地生活,到處擺攤、被錢逼得老緊,但那裏有着非常生動的地方,因為賣不同商品的攤販各有着不同特色,有美好之處,也有黑暗、辛酸和痛苦。」

過早見證現實的光與暗,使陳雪擁有非比常人的心理強度,相較於纖弱的身軀,她的心靈有如巨人,支撐她走過一段又一段寫作路。「以前的我一投入寫作,整個人吃飯、睡覺都不正常了,直到十五年前,我來到台北專職寫小說,慢慢地調整自己的狀態,到了現在,活脫脫是個『小說公務員』了。」陳雪說,寫長篇小說需要好幾年的時間,需要不同尋常的持續力,所以得盡量讓生活的步調穩定,「例如每天固定寫多少小時、多少字,包括吃飯的時間,都得是固定的」。她說自己是易餓的體質,所以,小說家陳雪的一天必定以早餐起始,吃完早餐才寫作,接着吃午飯;其間或者起身散散步、上健身房,再繼續寫到傍晚。「天黑後我就不工作了。」她說,「寫長篇小說,要讓每天產出一定的能量,小說本身的『氣』維持住,身心狀態保持在高度專注的狀態,所以我認為紀律非常重要,尤其身為專職寫作者,我希望自己寫小說時能盡量減少外務,每天先把小說寫好再說。」

寫《摩天大樓》時,陳雪說自己陷入一種「卡關」的狀態——既活在小說的虛構世界,又同時處於現實介面,微妙的維度拉扯,讓陳雪的伴侶早餐人(她親暱地稱她「阿早」)擔憂了一陣子:「當時即使關了電腦,我還是不停地想,想小說的內容,想沒有進展的原因,因為《摩天大樓》中人物太繁複了,我感覺自己好像活在這些人構成的世界,而不是真實的世界。如果情况嚴重,阿早會扮演提醒的角色,她一察覺我陷進了那個狀態,就會拉我出去走路。」

和早餐人一起走路、牽手、散步,讓陳雪疏離寫作的亢奮情緒,有時不經意激發靈感、脫離困局;來自身邊人的支持,讓瘋魔的情緒結界,軟化為一雙相握的溫暖手掌,「我也會提醒自己:生活是最重要的。生活本身會給我們養分,去滋養寫作時的孤獨。每位專業的長篇小說家都只能透過不斷的揣摩和練習,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生活的方式。這幾年我也非常忙碌,也學習着應該用哪一種方式來維持專注,隨着年齡與作品的規模,尋找最適合自己的節奏」。關於寫作的關鍵,陳雪的建議既樸實又講究,「我建議早上起牀就寫,因為早晨是我們最不受外界打擾的時光——找一個假日的早晨專心地寫,寫的人自身掌握了節奏,才能讓小說維持不間斷地呼吸」。

一處明亮溫暖的居所

城市,街道,房間,窗口——陳雪的小說對於人生存的空間似乎特別敏感,人的情感結構與生存狀態及其生活空間的對應,在陳雪筆下成為特殊的敘事結構;空間與人身的繁複對話,構成虛構與現實交錯的路徑,引讀者踱入其小說迷宮。

「我的小說確實常從某個空間場景展開,例如《迷宮中的戀人》中,描寫赴醫就診的一條路;《摩天大樓》寫一棟大廈中各個房間裏發生的情節——人跟所處的空間是密不可分的,不同人在不同空間中發生的事情,是我說故事的技法之一。」陳雪說。

之所以着迷於描寫街景、房間、大樓,將人置諸於異度般的日常空間中,「可能是因為我是街頭長大的孩子,小時候過着顛沛流離的日子,讓我時常會想像一個理想的家庭狀態。我這幾年切身感覺到,即使我們生活在都市裏,好像很方便迅捷、好像什麼都有,但其實生活中充滿了各種盤讓和妥協,人跟自己的居住空間關係是最密切的,城市人卻因此遭遇很多困難,不得不租屋度日,不得不處處低頭,這樣子的關係本身就充滿了故事性。」即使已經成人、擺脫了孩時的流蕩不安,她迄今卻仍經常做着重複的夢境:「我總是夢到老家,但房子不是現實裏的樣子,有時候是別墅,有時則是森林小屋,有時是我地道石穴,或者一處觀光勝地,或者是相當尋常的、被整修得明亮舒適的普通的房子。我覺得『家』正象徵着我們自身的過往,之所以夢見家變成各種型態,可能是我心裏糾結的殘念:我們希望把關於家和自己的過去整理乾淨,但現實裏卻沒有能力這麼做,因為發生的事已無可挽回了。」

這纏繞不去的主題,也在陳雪的小說中如影子般緊隨不捨,「我希望可以待在一座明亮、簡潔、溫暖的房子裏,因為我追求的只是一個理想的寫作空間,而我寫作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也許這就是最簡單的解釋——我坐在這裏寫作,看見周遭的擺設,想起自己與周遭的人們住在怎麼樣的環境、過着怎麼樣的生活,接連想起成長的地方,那個地方會帶給我們終生的影響」。

前陣子,陳雪的母親開刀住院,照顧母親的期間,反而引起離家的女兒重新去親近、了解原本老家的念頭:「現在想想,我的老家也沒那麼差,當時的家的樣子,其實是適合我爸媽的生活狀態。現在我和阿早也是租房子過活,我們要的只是一種簡單的生活,這也滿好的。台北或香港等城市,連最基本給年輕人一間好好生活的屋子都屬難事,這也是寫《摩天大樓》時我思考的問題之一。」從《台妹時光》、《人妻日記》、《戀愛課》、《我們都是千瘡百孔的戀人》以至最新散文集《像我這樣的一個拉子》,相對於小說寫作的嚴謹,陳雪的散文相對的自由而舒適,包括了她日常的臉書文章、與早餐人間的對話、寫作之餘的思索、生活中的點滴靈光,都成為她寫散文時思索的習題。

寫小說般地談着戀愛

對於陳雪而言,愛情,是依偎在沙發上一起看網球、一起養貓、一起做菜和吃飯,同時,愛又是極強大而具限定性的神祕之物:「年輕時,我覺得愛是不可理喻也不能理性控制的,我們投身愛情,正是因為那摧枯拉朽的力量。」陳雪說。作為一名愛的練習者,陳雪認為,當愛情穩定下來成為一段關係、一個特定對象,憑藉的不僅是激情與衝動,更是愛與被愛的能力和自覺,「當愛情進入一段兩人愛情關係之後,會發生許多我們意想不到的事,如果要讓愛能夠繼續,我們便需要一項能力來自我啟發、產生自覺,所以我認為,愛,是可以透過後天學會的——至少在我身上是如此」。她說,自己四十歲前都以本能去愛人,「但欲望消滅後,就像撒了種籽、花開花謝無影蹤,能做的只有等待下一次撒種,卻永遠無結果」。她微微撐起下巴,「到了一個年齡後,我漸漸希望可以長駐於一段關係,所以我寫這些散文的起因,都是為了讓自己待在關係裏慢慢的變化,變得更長久、更柔軟。我相信透過自省與思考,去觀察人在愛情中的行為跟反應,當中有些確實是我們能夠加以控制與馴養的,如此一來,我們便能夠與另一個人更好、更久的相愛、相處,不只是一時的花開花謝,而是兩人攜手共同創造出些什麼——就像寫小說吧!我希望愛情就像我投身小說寫作般的值得努力、重複地練習、懂得克制、也有理智。這樣的過程不但讓我靜定在關係裏,也讓我更深刻面對自己的問題,這是唯有身處一段感情關係中才能觸碰到的自我理解,日復一日的現實生活、重複吃喝拉撒的細節與儀式,讓我覺得自己得以成為更完整、具體的一個人」。

散文的書寫帶給了她力量,她希望也將這樣的力量傳給更多人,教人即使在愛裏受了傷,也不要輕易絕望,「談論愛情一點也不庸俗,總要有人告訴年輕的人們,如何在愛裏不要受重傷,我曾經孤獨地摸索着走過最黑暗的痛苦,才會希望我曾領受的痛苦帶給其他人一點點基本的心理支持,不只是被傷害之後無助地哭泣,因為人是有力量改變的」。她非常堅定:「如今,我不只把自己當作一名小說家,而是一個完整的人,有各種身分,有想做的事情,寫這樣的散文,就是我想做的。」

關於字母會:文學的初心

二○一二年,字母會啟動之始,陳雪、駱以軍、顏忠賢、童偉格等小說家,在哲學家楊凱麟的策劃下,開啟了迄今已然五年的寫作長跑,後來加入胡淑雯、潘怡帆與黃崇凱。身為字母會第一代成員,問陳雪這個奇特的寫作團塊般的小說複合體如何產生?她聳聳肩膀說:就是朋友間的聚會啊,「我們幾個聚在一塊時,本來也就常常聊寫作的事,後來想到:不如來做件什麼事情吧,所以當楊凱麟提出『字母會』這個文學行動,理所當然的就從文學聚會變成了文學實驗,後來更變成各人對文學的實踐。本來我寫作是一個人關起門來寫的,但是字母會有了楊凱麟的哲學養分,提供我們不同的實力,大伙互相鼓勵也像互相競賽般寫了五年,在今年出版了第一季的《字母會A-F》。」面對這個史無前例的文學團體,許多人問着:字母會是什麼?而陳雪說:字母會「可能」會是這樣的——「我希望透過字母會,在台灣重新喚醒小說創作的可能性,台灣的寫作環境其實相當辛苦,但一直都有很多人一直努力的寫作,如果透過這樣的文學實驗,能召喚年輕的讀者或寫作者加入行列,那就是字母會可能成為的意義。」

「每一次楊凱麟列出的詞條,其實都會讓我陷入苦思,我本來就不是理論派的小說家,只能努力的尋思如何將這些詞彙變成小說,辛苦但卻時有所幫助,以往我可能並不會思考小說跟哲學的關係,以及小說與當代字彙之間的關聯,每一次的題目與解釋都是楊凱麟寫的,他會向我們介紹其他法國哲學家、思想家的內容。也許我現在無法仍確切說明,但我知道如果沒有字母會,《摩天大樓》這部小說不會變成現在這個模樣。」陳雪說道。而字母會進行的過程中,作家們互相閱讀、討論,也發揮了極好的心智影響,「我們彼此的寫作風格都差異很大,我覺得這層影響是發生精神上的,例如童偉格就給了我很多幫助;而駱以軍本來就是我的好友,這段期間我們共同經歷了病痛、小說的出版,這些過程帶給我很多友誼與同儕的鼓勵,讓創作者在如今這樣衰敗的文學環境下,還是希望去握住文學的初心」。

香港文學的在地性

一直熱愛香港電影的陳雪,從杜琪峰看到周星馳,喜歡陳果的《榴槤飄飄》,一路也眼見香港的改變,「有趣的是,我接觸的香港導演反而比台灣導演還多。」她說,「〈蝴蝶的記號〉改編成電影《蝴蝶》時,我也去香港看了首映。二○一○年時,我參加香港浸會大學的國際作家工作坊,在香港待了一個月,住在酒店裏,去學生餐廳吃飯,但我偏愛搭巴士去九龍吃飯、走路,我非常喜歡九龍,首先是九龍城寨的緣故,雖然如今只剩下遺址;再來是九龍消費便宜,我每天都去固定一家茶餐廳吃飯,去那兒弄頭髮、逛街。馬家輝也帶我去過廟街,去大牌檔吃飯,那是台灣人想像中的香港,很正常,很繁喧,而九龍的生活方式與物價則更接近我習慣的樣子。」

比起台北,陳雪說,香港更讓她體會安身立命之不易:「我完全了解住在狹窄劏房裏的感受,香港人的心情應該和台北人滿像的,但香港更加高度地都市化、現代化,我想香港人的體感更不一樣。作家工作坊的經驗讓我改變了不少,在這之前,我一直沒有清楚意識到自己的作家身分,早年時我一直在打工,把『陳雪』這個名字壓得很低,但當年經過這麼一遭,回來台灣後,我更確認自己是一名作家,寫小說就是我的工作,整個人感覺自在多了。現在我還是很喜歡香港,香港有很多我的朋友,何况我們這一輩是看港片長大的,在香港街頭走路時,覺得這就是我的家呀!」

「我覺得香港文學現在也進入了某種新的狀態。香港的作家們非常投入社會議題與本土化問題,我很欣賞這一點!他們的書寫、生活與行動是一體成形的,努力地去保留香港的在地性,例如馬家輝用粵語寫作,其他年代作家們如董啟章、韓麗珠、李智良,他們用各自的世代、生活背景與家庭經驗,來保留香港某一段時空的記憶與事件。雖然香港的文學環境可能並不好,但還是很多人在寫,透過苦行的方式寫出很多好作品。香港文學館近年成立,讓我體會到香港文學的行動力有多堅韌,以及香港作家們的身分意識多麼強大!」

文學.訪後記﹕不再處於附魔的迷宮

我曾在兩年前的盛夏,因工作關係帶着年輕作家訪過陳雪,也約了攝影師專門拍攝她的專輯。那次的印象是,陳雪極瘦弱的身骨中,竟埋着能寫出《摩天大樓》這種長篇小說的爆發核能般的能量和企圖,教人忍不住擔憂,這麼細瘦的身體支撐得住這麼沉重的寫作質量嗎?

這中間,她出版了兩本散文集,以及積聚兩年的時光,如今我看到她,雖然纖細依舊,卻感覺不知怎麼地,給人的感覺是變強壯了。也許是持續的運動,也許是(相對)穩定的生活,也許是小說家的心智質地正向外界展示着她的改變與成長,陳雪已不再處於附魔的迷宮之中,而是清清明明的,用她自己的節奏走出了一條路,與世界觸碰;並在那碰觸中輕輕搖晃着,像羊水搖晃胎兒般,懷衛着她所珍愛的日常。

一言一物,一念成魔,一念解脫。這世界既是天堂,也是地獄。而我們身在其間,忽而狂喜飛昇,忽而悲痛墜落。幸運的是,我們有陳雪這樣的小說家,和我們一起,累了,便暫時蹲低一點,沉默一會,均勻呼吸了之後,再往前。無論前方是鳴囀平原,或者荒谷深淵。


文\\崔舜華

攝影\\陳怡絜

編輯\\袁兆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