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為本的思考訓練

文/林玉鳳

               到法庭聽審，來旁聽的人很多，工作人員發現旁聽座位不足，頓時顯得為難，於是請大家協調一下，“每個社團只可派出最多四名代表旁聽”。

              道出這個方案後，現場一陣喧嚷，不滿之聲隨即響起，提早個多小時排隊等候領籌入場的人，第一時間要求按已領籌號碼進入，問工作人員可否利用直播系統加開另一個旁聽室，或在庭內的旁聽席增加椅子？工作人員很有禮貌地說明這樣做比較困難，主因是事前沒有通知會有這麼多人，他們無法立刻安排。過了十多分鐘後，沒有多少人願意離開，一位看上去貌似年長一點的工作人員走過來詢問，他聽了情況後說：“好的，放心！”之後他與幾位保安人員協調好，在旁聽席增加一排長椅，問題就隨即解決了，把所有到場的人都安頓好。

               這是一件很小的事，卻在我腦海裡徘徊了幾天。我對一開始負責協調的工作人員沒有任何批評，因為他們有禮貌也願意溝通，也許是權力有限，不能做更多調動資源的決定。可是，這當中真的有兩個截然不同的工作思維。前者是有問題發生了，首先希望群眾自行協調解決，理由是對方沒有事先通知，法院沒法提早透過資源調配處理問題，那是一種將群眾視為一個群體的思維，認為他們是社團組織來的，所以可以由社團組織離開，這也是一種認定澳門是社團社會的回應；然而，工作人員面對現場的，幾乎都不是社團組織來的人。第二種方法，很顯然是從到來的人的個人意願入手，相信來的都是認真旁聽的人，那是個人意願，不是團體的組織行為，所以後者的處理方法是尊重所有個體，讓每一個人都留下來。這個後者，其實也就是一種真正以人為本的思維。

文: 原載2019年06月20日澳門日報「亂世備忘」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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